原標題：“大氣十條”“水十條”助推環境成本下降

來源：中國環境報

原標題：“大氣十條”“水十條”助推環境成本下降

來源：中國環境報

◆本報記者 趙娜

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我國環境退化成本由2004年5118億元，增長到2017年22256億元，達到峰值之后逐年下降，2022年環境退化成本為16999.8億元，比2017年下降23.6%。這是記者在近日發布的《中國生態環境經濟核算報告（2004—2022）》（以下簡稱《報告》）中了解到的對于我國環境退化成本的趨勢分析。

近20年的綠色GDP核算結果如何？生態產品總值（GEP）和經濟生態生產總值（GEEP）情況如何？本報記者采訪了編寫《報告》的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生態環境與經濟核算中心研究團隊。

大氣、水環境退化成本先增加后降低

環境退化成本指在當前治理水平下，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對環境功能、人體健康、作物產量等造成的損害，并以貨幣化表現的成本。

分析《報告》得知，2004年至2022年，我國大氣、水環境退化成本都經歷了先增加后降低的過程。PM2.5濃度從2012年的67μg/m3降低到2022年29μg/m3，下降57%，暴露于PM2.5大于35μg/m3的城鎮人口從2015年的53278.1萬人下降到2022年的22475.9萬人，我國城鎮大氣環境退化成本由2004年的2198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10011.9億元后，2022年下降為8077.8億元。

而水環境退化成本則是從2017年開始呈下降趨勢。2004年—2017年，水環境退化成本呈增加趨勢，由2860.8億元增長到9128.4億元，2017年水環境退化成本約是2004年3.2倍。2017年—2022年，水環境退化成本呈下降趨勢，由9128.4億元下降到2637.8億元，下降 71%。

“在‘大氣十條’‘水十條’等多項政策措施的共同發力作用下，我國大氣環境和水環境退化成本也進入下降趨勢。”生態環境與經濟核算中心副主任馬國霞介紹。

從地域來看，東部地區環境退化成本較高，西部地區環境退化成本增速較快。2004年—2022年，我國東部地區環境退化成本占全國環境退化成本的比重在52%以上，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環境退化成本年均增速分別為5.9%、6.3%和7.2%，西部地區相對增速較快。

“東部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戰場，也是我國環境污染相對嚴重的區域，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環境成本也不容忽視。”馬國霞說。

值得一提的是，近20年間全國大多數省份環境退化指數出現下降。

環境退化指數是環境退化成本占GDP的比重，指數越低說明經濟發展產生的環境退化成本越低。全國環境退化指數由2004年的3.05%下降到2022年的0.96%，2022年環境退化指數較高的 3 個省份分別是天津市、河南省、吉林省，分別為2.6%、2.1%和2.0%。

核算體系從1.0邁向3.0版本

從綠色GDP到GEP再到GEEP，實現了生態環境經濟核算體系從1.0 版本向3.0版本的升級優化。

“這期間，生態環境經濟核算框架不斷擴展，內容不斷豐富，包含環境退化、生態破壞等多個核算指標。同時，空間和區域也不斷細化，空間精度從以前的31個省份延伸到2852個縣級行政區開展GEP和GEEP核算。”環境規劃院首席科學家於方介紹道。

GEEP是一個有增有減、有經濟有生態的綜合指標。於方表示，這一指標把“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納入統一框架體系中，是“兩山論”的集成。與GDP 相比，GEEP 更有利于推動地區可持續發展，是相對更為科學的地區績效考核指標。

從《報告》可以看出，我國 GEEP 呈現持續增加趨勢。2015年—2022年，GEEP由119.3萬億元增加到189.7萬億元，增加了58.9%。在這期間，綠色GDP增加了 78.8%，GEP增加了26.1%。

由此在一定層面證明，我國實現了“金山銀山”和“綠水青山”價值的同步增加。

從區域來看，西部地區生態優勢明顯，對全國GEEP貢獻明顯高于其GDP貢獻。

“西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不僅是大江大河的源頭，更是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的主要分區區域。因此，西部地區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大，環境退化成本相對較低。”馬國霞說，我國環境退化成本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占比46.8%，西部地區占比21.7%。在一正一負的拉鋸下，東、西部地區的GEEP占比差距進一步縮小。

從各省來看，廣東省、江蘇省、西藏自治區、黑龍江省、青海省、山東省、內蒙古自治區和浙江省位于GEEP排名前列。

讓生態環境經濟核算從理論走向應用

“每個地方進行生態環境經濟核算，不能只是停留在知道自己的生態家底。更重要的是知道家底后，到底要怎么干？能干什么？”於方說，目前核算結果的政策應用還在探索階段，沒有形成真正的硬約束。

以生態補償為例，理論上，GEP核算結果應該是生態補償標準制定的重要依據，但目前，GEP核算結果在我國區域生態補償標準制定中的應用還較為有限，生態補償標準制定的科學性還有待提高。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我國生態環境經濟核算應用已經取得很大進步，在大氣環境政策費效評估、區域生態修復費效評估、資源開發生態環境成本核算、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方法體系構建等方面均有所應用。

於方表示，一方面，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促進了生態產品價值轉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執政理念發生很大轉變，從最初反對公布綠色GDP數據，到如今主動聯系并查找問題產生的原因。

比如，江蘇等地積極主動咨詢環境退化成本高的原因，想搞清楚為什么會造成這種情況，以便后期在制定政策等過程中加以改進。

“我們希望《報告》可以為地方的規劃和發展提供更多指導和幫助。”於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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