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明中國》：考古學實證下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原標題：《文明中國》：考古學實證下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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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國》：考古學實證下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 2025-02-14 ） 稿件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文化

本報記者翟翔 喻珮

“中國考古學歷經百年取得豐碩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尤為重要的是，通過系統梳理考古材料，能夠證實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對于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談到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劉國祥說。

2024年1月啟動編寫的《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五位骨干研究人員編著，結合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進行考古學實證，細致解讀每一個突出特性的內在特質、深入剖析其形成原因。記者采訪了這五位研究人員，通過他們各自負責章節中的文物，揭示這些文物背后所體現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綿延不絕——連續性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從滿天星斗到多元一體的過程，在長期交流互動中，融匯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從此，縱然王朝變幻，中華文明的內核始終貫通如一，成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安陽工作站站長、從事殷商考古研究20余年的何毓靈表示。

2001年，在前輩的帶領下，何毓靈冒著嚴寒和大雪，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宮殿區發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高等級貴族墓。這座墓的主人是一位叫“亞長”的將軍，身上有七處傷痕，推測是在壯烈戰死沙場后被商王以隆重禮遇安葬，僅隨葬玉器就有222件之多，其中就有4件玉龍，其中編號為M54：450的玉龍，首尾相連盤曲成圓形，吻部前突，脊背上雕刻扉棱，中部半圓弧形穿孔，兩面飾以卷云紋，直徑5.67厘米，厚0.92厘米。

“殷墟出土青銅器、玉器、骨器等器物中，裝飾龍紋或制作成龍形是較為普遍的形式，玉龍最具代表性。”何毓靈說。

中華兒女是龍的傳人。龍，是這片土地上幾千年里不變的政治和文化符號。

何毓靈介紹，目前中國最早的龍遺存應是位于遼寧省阜新市查海遺址的堆塑石龍，距今約8000年。這條龍位于聚落中心，全長19.7米，寬1.8至2米，以紅褐色玄武巖堆成，昂首張口，龍尾上翹。龍首、龍尾兩端各有一處大型房址。推測這條龍是先民祭祀對象。

“查海遺址屬于興隆洼文化，它是著名的紅山文化的前身，而在多處紅山遺址出土的玉龍是紅山文化最重要的玉器之一，表明龍文化深入這里的先民人心。”何毓靈介紹，可能是堯的都城所在的山西省臨汾市陶寺遺址距今約4000年，4座被認為是王級的大墓均出土了繪制蟠龍紋飾的陶盤，而這些紋飾很可能又與來自夏文化的二里頭遺址綠松石龍形器存在密切關系。

何毓靈說，這些文物表明，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夏商時期，“龍”文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西周以后，龍的形象愈發多樣、豐富，中國龍文化的源頭都能在史前到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實物中找到例證。

輝光日新——創新性

“百年考古積累的資料表明，我們的先民始終重視創新，為我們在南嶺洞穴、東海之濱、黃土溝壑、長城內外、雪域高原留下了大量‘創新遺贈’，書寫在中華大地每一寸泥土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軍表示。

彭小軍舉例，樂器是音樂的重要載體，起源也許同人類自身一樣古老。在全國的田野考古中，發現了笛、口簧、鐘、磬、瑟、鼓等樂器，顯示出中國為世界音樂作出的貢獻。

賈湖遺址位于河南省舞陽縣北舞渡鎮，距今約7500至9000年，是淮河流域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之一。1983年以來的十次考古發掘，已發現了近50件以鶴的尺骨制作的骨笛。它們多數位于具有較高地位的墓主股骨兩側，也有些出土于窖藏，是中國音樂史上迄今所知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整的吹奏樂器。

據介紹，賈湖骨笛將中國七聲音階歷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盡管每支骨笛長短、粗細、厚薄不同，但能在不規則的骨管計算符合音階關系的孔隙，表明極為高超的制作水平。

骨笛孔數從二孔到八孔不等。幾十年來，中國學者已經通過對原件的多次研究測音，發現賈湖骨笛音質柔和，基本認定多數七孔賈湖骨笛都可大致演奏七聲音階。而德國發現的舊石器時期的骨笛雖具有較好的鉆孔水準，還不具備七聲音階能力。

兩周時期，更為復雜的樂器組合還有編鐘。組合最完整的編鐘，則首推曾侯乙編鐘，由19件鈕鐘和45件甬鐘組成，代表了中國先秦時期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成就。

連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彭小軍說，中華大地幅員遼闊，盡管各區域氣候環境、地理風貌、文化傳統各有差異，但因地制宜、奮力創新的案例無處不在。無數能工巧匠的創造發明，無不說明中國古老先民擅長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下，因地制宜，開啟自身的創新之路。

多元一體——統一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統一六國的偉業，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此在中華民族植下了統一是歷史大勢和正道的基因。此后2000多年中，雖然間有分裂，但歷史總是朝向更恢弘的統一邁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劉瑞說。

劉瑞以文字舉例，表示除了大量已是成熟文字的殷墟甲骨文外，各地陸續考古發現的史前符號清晰表明了中國文字發明中走過的漫長自然過程。經過長時間的商周甲骨文、金文的自然發展后，從秦統一六國開始，秦人使用的文字成為國家通用文字，并得到全面普及，促進了各地區信息流通與多元融合，增強了凝聚力與認同感，成為此后古代中國文化和王朝治理的重要傳統和保障。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首次東巡，在今天的山東省鄒城市立刻石，由李斯書寫，追憶往昔，闡述了大一統局面來之不易和“一家天下”“利澤長久”。嶧山刻石后被北魏太武帝推倒。北宋淳化四年（993年），人們根據拓片，在西安重刻，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

劉瑞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重刻的嶧山刻石時是1992年，自己剛到西安讀大學，覺得碑文“規整、漂亮”。4年后，他開始了研究生學業，從此走上了秦漢研究的道路，在秦國都城櫟陽城、漢代漕渠的考古中，這塊某種意義上成為他秦漢研究起點的刻石帶給他的感悟也不斷變多、變深。

劉瑞說，秦漢是我國大一統王朝的開始和早期發展階段。秦統一后，在秦始皇“書同文”政策的大力推行下，很短時間內以秦篆為高等級書寫文字，秦隸為基層、常用書寫文字的文字傳播格局迅速形成，并為之后的漢王朝所繼承，逐漸發展形成了沿用至今、流傳長達兩千多年的國家通用文字，深刻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為中華文明長期發展、內向凝聚、多元一體等作出了突出貢獻。

融匯四方——包容性

“中華民族的包容性是在五千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獨特屬性，也是中華文明能夠保持連續性、并取得燦爛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平等包容和開放懷柔的民族胸懷與氣度，大大提升了中華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進周邊民族不斷內附與融入，不但擴大了中華文明的范圍和規模，也使得中華文明的成就和內涵更加豐富和多元；同時，中華文明在向全世界貢獻自身獨創的燦爛成果之余，也不斷從其他文明吸收、借鑒先進的生產方式、技術工藝和文化精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研究員仝濤介紹。

仝濤舉例指出，長江下游地區三國到晉朝時墓葬中常見的隨葬明器魂瓶就是包容性的一個縮影。該器物典型特征為在主體罐的上部堆附四只小罐或角樓，在頸腹間堆貼塑飛鳥瑞獸、門闕樓閣、仙佛人像、樂伎雜耍等。

“文獻記載佛教在東漢明帝時經由西域傳入中原，考古發現最早的佛教圖像出現于此后的半個世紀，到了東漢中晚期，西自新疆，東至山東，北達內蒙古，南至四川，都出現了與佛教相關的圖像或造型。”仝濤說，三國時期，魏明帝曾大起浮屠，陳思王曹植也喜讀佛經，而吳國的佛教傳播更為發達，不僅在武昌和建業譯經，孫權還授予西域僧人官職，讓他輔導太子。

仝濤介紹，魂瓶的具體寓意至今還不完全清楚，但一般認為它所表現的是天界入口及現實世界的情形。一些魂瓶上出現了頭戴尖頂帽、額上有佛教白毫相的胡人，有的在吹奏各種樂器，有的作拱手或雙手合十姿態。另外一些魂瓶上還有雙手合十、趺坐于蓮花上的佛像，頭頂有肉髻，身后有背光。

“佛像在當時被視為一種辟邪或象征吉祥的祥瑞圖像，一些佛像在魂瓶上的位置曾是中國傳統的神仙形象之所在，這體現了中土對外來宗教的一種包容、融合的態度。”仝濤說。

仝濤介紹，自古以來，盡管山海阻隔，中華民族在對外交往中展現了開闊胸襟。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再到唐玄奘西行求法，以及佛教、道教與“三夷教”并行中土……這一連串的歷史事件體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樂于吸納外來文化的姿態。

“中華民族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并未一味照搬，而是在保持自身文化核心的同時，進行篩選、吸收、融合。例如佛教從印度傳入后，不僅在中國廣泛傳播，更與道教和儒教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本土化的宗教形態和哲學思想。”仝濤說，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展現了文化自信和歷史智慧。

互鑒共生——和平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理論研究室研究員高江濤介紹，百年中國考古實踐表明，中華文明是一個經歷了起源、形成以及連續發展的獨特文明，并且和平意識由來已久。8000多年前開始的多數時間里，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尚未發現堅固的城堡，而五六千年前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古城城垣寬而低矮，一般認為是防治水患而非軍事防御。

陶寺遺址被認為極可能是堯時代的都城所在。高江濤介紹，2002年，考古發現了迄今陶寺最大的王級墓葬M22，墓底距地表8.4米，墓底面積近20平方米，墓室四周發現11個放置隨葬品的壁龕，也是目前全國新石器時期墓葬中壁龕數量最多的。

M22東壁中央顯著位置有一具完整的公豬下頜骨，兩側對稱排列各放置3件彩繪木柄玉石鉞。“我們認為這體現了《易經》中‘其豕之牙，成而不用者也’，體現墓主崇尚文德、衛兵不用、修兵不戰的和善意識。”高江濤說。

高江濤還介紹，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更將和平理念傳至世界。如明代的鄭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到訪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36個地區和國家，這一壯舉沒有伴隨暴力和掠奪、征服和殖民，而是與沿途各國建立起友好平等交往關系，幫助解決沿途國家之間種種復雜矛盾，努力建立和平局勢。

高江濤說，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正面鑄有“永樂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處買到”的金錠，佐證了中華民族在對外交流中秉持的和平理念，這與“大航海時代”西方世界的表現對比鮮明。

高江濤表示，中華文明在其形成過程中就展現出和平的理念，歷經幾千年連續發展，因循時代特點和變遷而不斷創新，終成全球與人類的共識和憧憬。文明因和平得以傳繼，因和平而多彩。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和平發展，理想世界。

“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是迄今為止對中華文明特征最精辟、最凝練、最準確的概括和總結，科學揭示了中華文明的深厚歷史底蘊、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脈所系、價值追求所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黨委書記、編審張國春介紹，這本書凝結了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學界對五個突出特性產生原因、相互關系以及當代價值的全面、系統、深入研究闡釋。

張國春說，這一成果對深刻理解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理解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獨特優勢與時代價值，深刻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具有示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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