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蘇軾在徐州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蘇軾在徐州

來源：光明日報

熙寧十年，蘇軾移知河中府，至京城外，卻臨時被改知徐州，開始了近兩年的徐州任職生涯。經歷了杭州、密州之旅，蘇軾在外放之路上對再仕京師逐漸失去信心，目光也開始從功濟于時轉向立言不朽。徐州也是蘇軾思想態度和文學創作變化的重要時期，和湖州期一起深刻影響了蘇軾的一生。

早在杭州任上時，蘇軾還比較愉快，不僅與友人暢談“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與大覺禪師三首》其一），又自稱“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其五）。只是本為暫避新黨鋒芒而自請外放，卻長久無法回到京師，內心時而困苦，滿心抱負無法實現。密州期間已有“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和晁同年九日見寄》）的牢騷，“宦游到處身如寄”（《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其一）的無奈。移任徐州后，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他感慨：“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次韻王鞏留別》）多次表達思歸情緒：“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發脫。”（《春菜》）“不須攬鏡坐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贈寫御容妙善師》）密州、徐州的幾次疾病，使他更生歲不我與之感，多次自稱“老守”“彭城老守”“病守”。“吾生如寄”作為蘇軾的重要人生觀，也在徐州期間反復表達：“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答呂梁仲屯田》）“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早。”（《過云龍山人張天驥》）

雖然此時蘇軾的心態發生了重要變化，但他在任上并沒有消沉萎靡，依然保持著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如上任之初，黃河泛濫至徐州城下，他帶領徐州百姓努力抗洪，“勞苦紛紛”（《與范子豐八首》其三），甚至有“幾已為魚”（《與文與可十一首》其五）的生命之虞。但他以出類拔萃?的聰明才干、不預不立的執政理念，兢兢業業、勤政為民，取得了卓爾不群的政績：抗洪守城，筑木岸，建黃樓，訪獲石炭，勸農朱陳，等等。離任時吏民扳援，鞭鐙割截（《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其一），可見蘇軾在徐州政事的圓滿與成功。林語堂《蘇東坡傳》總結說：“徐州太守的政績已證明他是行動的人物，也是能干的辦事人才。”

因為仕途不得意，蘇軾轉而追求立言不朽。他在《戴道士得四字代作》中說“掛名石壁間，寂寞千歲事”，可謂自言其志。他在密州建超然臺，邀請文壇前輩司馬光、文與可、鮮于侁等為作《超然臺賦》《超然臺詩》并將之刻石，固為如此。徐州黃樓的營建，更是他欲名垂千古的重要舉措。他專門寫信讓文與可為黃樓繪以屏風：“輒附絹四幅去，告為作竹木、怪石少許，置樓上為屏風，以為彭門無窮之奇觀，使來者相傳其上有與可賦、畫，必相繼修葺，則黃樓永遠不壞，而不肖因得掛名。”重陽那天，蘇軾邀請名流參加宴會，其《九日黃樓作》“詩人猛士雜龍虎”自注云“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蘇轍、秦觀為作《黃樓賦》，陳師道寫銘，賀鑄作歌，蘇軾親書蘇轍文刻石。他在黃樓上舉辦三郡之士鹿鳴宴，成為一時盛會。他也寫詩反復歌詠黃樓，《送頓起》云：“惟有黃樓詩，千古配《淇澳》。”《送鄭戶曹》細數徐州古跡和名人，以表黃樓繼踵之意：“水繞彭祖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杰地，千載有余哀。隆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尚想劉德輿，置酒此徘徊……蕩蕩清河壖，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他還把描寫抗洪成功得到朝廷嘉獎的文章《獎諭敕記》鏤刻于石。舒亶斥其“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朋萬九《烏臺詩案》），恐怕是對蘇軾有誤解的。刻石非為反對新法，主要是其名垂后世的執念。

蘇軾在徐州的文學創作延續密州期而又有新變。蘇軾《答陳師仲主簿書》提及友人陳師仲曾為其編《黃樓集》，可惜已佚。據管仁福先生《蘇軾徐州詩文輯注》統計其間可編年者，詩歌193首，詞21首，文116篇，共計330篇。詞作繼承密州以來的清曠豪邁之風，如《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又如《永遇樂·明月如霜》“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后詞鄧廷楨《雙硯齋詞話》評價道：“東坡以龍驥不羈之才，樹松檜特立之操，故其詞清剛雋上，囊括群英。”蘇軾還對詞有新的開拓，其《浣溪沙·徐門石潭謝雨》以聯章組詞寫徐州地方風土人情，明人沈際飛評其句為“村落圖”（《草堂詩余續集》卷上）。

蘇軾此期的詩文內容豐富，風格成熟，并呈現明顯的特點。一是古體詩比例增多。古體詩風格跌宕開闔，縱橫古今，適于抒寫豪邁超逸之氣。蘇軾之前的創作以近體詩為主。據筆者搜羅和統計，編年詩中倅杭期近體241首，古體82首；密州期古體35首，近體79首；徐州期古體102首，近體91首；守杭時近體118首，古體153首；黃州期古近體平分，各91首。惠州、儋州常和陶詩，亦以古體居多。可見，徐州期是蘇軾從酷好近體到偏重古體的轉折期。這種變化原因大概是心態變化而使其更傾向自由灑脫的表達。此外，徐州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古跡，也拓寬了蘇軾的創作視野。

二是文章創作豐碩，名篇佳作為后世推許。記體文是最具文學性的文章體裁之一，蘇軾文集載其作61篇，其中黃州五年才11篇，密州7篇，徐州卻有9篇，是記體文創作最集中的時期。這些作品多為他人請托而作，蘇軾卻往往借題發揮，或說理或論世，有鮮明的思想性。如《放鶴亭記》以小題寫大議論，說明人君不應留意于物，隱士方可輕世肆志。儲欣評之“敘次議論并超逸，歌亦清曠，文中之仙”（《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二），與密州作《超然臺記》共開后期文章清曠之風。徐州期文章為歷代選本選錄者頗多。呂祖謙《皇朝文鑒》、樓昉《崇古文訣》、真德秀《續文章正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乾隆《唐宋文醇》選錄《眉州遠景樓記》《莊子祠堂記》《三槐堂銘》《徐州蓮華漏銘并敘》等諸多名篇。其中《徐州上皇帝書》隨患補弊，富有識見，筆力雄壯，黃震評之：“及山川形勝、久長大計，區區于簿書期會之間者，可以觀矣。”（《黃氏日抄》卷六二）《日喻》以巧妙設喻說明文道并重，茅坤譽之：“公之以文點化人，如佛家參禪妙解。”（《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表忠觀碑》更是連王安石都贊賞不已，認為“斯作絕似西漢”（《潘子真詩話》），浦起龍贊之：“長公碑版論譔，此最嚴重有體。”（《古文眉詮》卷六九）

三是諷喻時事作品增多，為日后“烏臺詩案”埋下隱患。蘇軾的這類作品，以針砭時弊來彰顯其個人政治才能，是其不遇的一種情感“宣泄”，只是相對于杭州期以詩“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徐州期擴展到詩文詞兼用。這恰好為新黨所利用，其在熙寧三年至元豐三年的詩文頗受新黨非議，此中杭州最多，徐州次之。據內山精也先生《“東坡烏臺詩案”考》統計，徐州所作有《司馬君實獨樂園》《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等10首詩，《寶繪堂記》《滕縣公堂記》《祭文與可文》《錢公輔哀詞》等8篇文，及《喜長春》《洞仙歌·詠柳》兩首詞。這些作品的諷喻意味也更為濃厚和深入。

秦觀《別子瞻學士》“我獨不愿萬戶侯，惟愿一識蘇徐州”，可見蘇軾此時的號召力；蘇頌《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以為異日相遇一噱之資耳》詩中自注載“前年高麗使者過余杭，求市子瞻集以歸”，可知此時他的詩文已遠播海外；再加上黃樓詩會產生的廣泛影響，他已成長為一代文壇領袖。因此，徐州任職是蘇軾頗為重要的人生經歷。他在《江城子·別徐州》寫道：“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他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徐州，即將去面對始料未及的政治風云變幻與人生變故。

（作者：文艷蓉，系中國礦業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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