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浪淘沙 奔流向東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大浪淘沙 奔流向東

來源：人民政協報

75年前，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其中，“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詮釋了新中國的政治架構，得到了包括農工黨在內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也極大地鼓舞了農工黨廣大黨員的斗志，增強了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的決心。

召開四干會議，進一步堅定緊跟中國共產黨的立場

抗日戰爭勝利后，全國上下都渴望建立一個各黨各派聯合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蔣介石卻堅持其一貫的獨裁統治，對共產黨采取了兩面政策，一方面進行國共和談，一方面向解放區大舉進攻，使和平民主建國無望。

為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擔負起歷史賦予的使命，農工黨于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制定新的行動方針。會前召開了為期10天的預備會議，與會人員對黨的中心工作和路線問題進行了反復辯論，達成了共識。在中心工作方面，根據鄧演達的政治主張與革命的基本精神，農民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核心問題，農民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主力軍，工人是中國革命最先進的階級，必須把農民的革命要求與工人的最先進的革命意識和力量結合起來，作為整個革命的中心。在路線方面，針對領導層中有的人“沒有認清美帝對中國的面貌以及蔣介石把民主作幌子的用心”，對美蔣還抱有幻想，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了認識，達成了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只有跟著共產黨才有革命前途的共識。

會議期間，章伯鈞根據預備會議討論的問題，作了《黨務報告》。會議決定黨的名稱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通過了黨的章程；通過了黨的綱領、路線和基本方針的決議，選舉了新的領導機構。

四干會議發表宣言，譴責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扶持下瘋狂發動內戰、破壞和平建國的罪行。呼吁“全國同胞及民主黨派共同推進團結，實現和平統一，建立獨立富強之中國”。

四干會議是農工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是一次“改造黨、健全黨、擴大黨”的會議。會議總結并肯定了農工黨的歷史，強調自二干會議以來農工黨在共產黨的指導下同共產黨親密合作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并根據新斗爭形勢的需要，提出了組織、宣傳和行動方針。會議決定整頓原有組織，進行黨員登記，擴大組織基礎。會議再次明確提出以社會主義為農工黨的奮斗目標，加強與中共、民主同盟、國民黨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的全面合作，繼續緊跟中國共產黨，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召開中央擴大會議，明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得到了包括農工黨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也在農工黨內產生了強烈反響。

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農工黨1948年9月2日至11日在香港召開了中央臨時擴大會議。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會前足足醞釀了兩個月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開展了無數次的爭論，爭論涉及的問題是廣泛和深入的，其激烈尖銳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出現了感情沖動意氣用事的場面，但最終逐漸把偏向糾正過來，充分發揮了批判斗爭精神來解決黨內的問題。

擴大會議首先聽取了各地方組織的工作報告，使大家感到異常興奮，在斗爭尖銳的地區，組織發展比較穩固，并開辟了組織活動新地區，黨員人數在成倍增加。盡管有不少黨員為革命還在受難和被迫害中，但大家顯示出堅決勇敢斗爭的姿態，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暴中努力工作，在斗爭中迅速成長著。雖然各地發展還不平衡，有的干部還殘存一些落后和錯誤的思想和作風。但建設一個農工平民革命組織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和條件。

出席這次擴大會議的中委和地方干部30余人。會議接受了章伯鈞的政治報告，聽取了各項工作報告，檢討了四干會議以來的工作，綜合國內外形勢，一致通過了《政治決議》，決定了今后的任務和策略方針。

政治決議指出，當今革命已接近勝利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徹底打敗美帝扶日援蔣的政策，作為世界反帝戰線基本的一環，并推動其發展，徹底消滅戰爭危機，確保世界和平。決議認為，南京反動統治集團已走向分崩離析的前途，日益接近消滅了。但他們為著延續其垂危的命運，除了賣國殘民外，也可能在美帝策劃下玩弄和平陰謀，并可偽裝“改革運動”策略，“自由主義者”標榜所謂“中間路線”，以欺騙、麻痹人民。所以如果“中間人士”受不起戰爭嚴格的考驗，過高估計反動勢力，過低估計革命勢力，幻想和平早日到來，則剛好中美蔣的陰謀詭計，使革命遭受損失。我們必須提高人民的覺悟，使人民徹底了解真正的和平，只有徹底消滅反動集團的武力及其統治機構，才能獲得。

政治決議對于堅持與中共長期合作，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先進階級——無產階級堅強領導的組織，本黨是由被壓迫的中國民族特性所產生，為農、工、平民勞苦大眾革命組織。構成階層固有區別，但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共采取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與本黨歷來主張的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權則完全相同。將來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又是一致的。故我們與中共不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戰友，而且是建設新中國的長期合作者。這是歷史規定的，本黨過去對中共的合作，已經增加了中國人民的團結與勝利，今后更應從農工勞苦大眾，從廣大民主陣線的實際奮斗中，增加友好合作。”

農工黨這次擴大會議，較之一年多前在上海舉行的四干會議，在政治路線上有了更顯著的進步，其主要標志是，確認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地位，確定了今后要與中共長期合作，為全面接受中共的領導奠定了基礎。其次，總結了實際斗爭中的經驗教訓，使少數人認清了美蔣玩弄“和平”的陰謀，丟掉了幻想，使全黨增強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

投身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

按照四干會議精神的要求，農工黨積極投入到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中。1947年2月9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制造了“二九慘案”，農工黨和各民主黨派及上海各界群眾一道，成立了“二九慘案后援會”，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章伯鈞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一道，招待各界人士，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

2月中旬，國民黨大批軍警在北平非法逮捕了與“軍調部”中共人員有過來往的各界群眾近2000人。3月，農工黨發表宣言，提出了“保障人權”的口號，指出：國民黨政府“在一夜之間，北平警憲拘捕二三千人，青島且加倍之”，進行武力鎮壓，“何有人權可言？”4月25日，農工黨針對蔣介石政府玩弄的所謂“改組政府”“還政于民”的政治把戲，發表聲明，揭露這種政治把戲的虛偽性和反動本質。在香港的農工黨中委彭澤民、李伯球、郭冠杰等也發表了《對改組政府的意見》，尖銳指出：蔣介石宣布的所謂“改組”，“是明白宣告貫徹武力征服中共，與政治協商途徑背道而馳”。彭澤民等還警告國民黨政府，應該接受歷史教訓，及早糾正錯誤，否則“終難逃敗亡之命運”。

根據四干會議提出的加強與中共合作的方針，農工黨各地組織大都同中共的地下組織和黨員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系，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幫助下配合中共工作。特別是上海、浙江、廣東、安徽、南京、江蘇、湖北等地組織，為當地的中共根據地輸送青年和知識分子，提供情報和物資彈藥，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配合中共進行策反，同中共合作組織武裝斗爭，都取得了一定成績。

由于國民黨堅持進行大規模內戰，在國統區加緊征兵、征糧、征稅，使得工商業紛紛倒閉，農村一片凄涼，民不聊生。農工黨各地方組織開展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斗爭。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的16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6000余人，在南京舉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聯合示威大游行，農工黨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政治大學的基層組織，積極發動、聯絡各大中學學生參加這次愛國運動。在愛國學生遭到國民黨的迫害后，農工黨駐滬辦事處又印發傳單，參加策動學生兩萬余人舉行反政府大游行。駐滬辦事處發言人還發表談話，號召學生聯合起來，堅持斗爭。在香港的農工黨負責人彭澤民、李伯球、王深林、楊逸棠、郭冠杰等，也發表了《聲援宣言》，對學生的英勇抗暴斗爭表示敬佩，指責國民黨鎮壓學生的暴行是喪心病狂的舉動，呼吁國人制止暴行，迅速消滅獨裁統治，實現民主。農工黨在江南國統區許多地方的農村，提出了“抗丁”“抗捐”“抗糧”的口號，團結農民，與國民黨地方政府對抗。

1947年2月底，國民黨強令中共駐南京、重慶、上海的代表全部撤退，隨即進攻延安。3月12日，農工黨發表《對時局宣言》，指出蔣介石的所作所為將使中華民族自相殘殺的悲劇愈演愈烈，針對嚴峻形勢，提出六項主張，表達了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獨裁、內戰、賣國政策的原則立場和堅決態度。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前，周恩來與鄧穎超借黃琪翔在上海的寓所，邀請了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等幾十位各界知名人士聚會話別。在聚會上，周恩來談笑風生，對勝利充滿信心，使與會的人士深受鼓舞。黃琪翔夫婦向周恩來敬酒時說：祝你們早日回來，相信不久的將來大家一定能再相聚。

由于農工黨等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積極開展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的斗爭，因而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仇視和殘酷迫害。1947年5月，國民黨當局在各地綁架、逮捕民主人士，農工黨員多人被捕。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農工黨于7、8月份發出《政治通告》和《組織通告》，指示全黨在嚴峻的白色恐怖下，嚴密組織、保全機構、隱蔽分散、建立據點、擴大自己、堅持斗爭。

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強令民盟解散，農工黨的工作也被迫完全轉入地下。到11月底，章伯鈞等農工黨部分負責人秘密前往香港，農工黨中央機關也隨之遷至香港，繼續開展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斗爭。

配合人民解放軍，開展新軍事運動

根據農工黨中央臨時擴大會議的決議，為了配合人民解放戰爭，加速勝利的進程，農工黨在香港與中共有關負責人建立了聯系，開始了在中共領導下的新軍事運動。

在廣東，農工黨在北江、興梅、惠東寶、廣州、潮汕五個地區成立游擊隊，分別由黃桐華、李通昭、周世杰、梅日新、黃平領導，共3000多人，與中共地方游擊隊密切配合，同國民黨軍隊戰斗，一直堅持到廣東解放。農工黨員黃桐華被中共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邊區先遣支隊司令員”。

在浙江，在浙東人民解放軍金蕭支隊、路南六支隊的領導幫助下，農工黨在杭州、諸暨、金華組織了游擊隊，與當地的中共武裝協同作戰。其中，東磐武工隊擁有400多人槍，在中共的領導下，編為浙東人民解放軍東磐支隊，由農工黨員方啟東任支隊長，為摧毀東磐地區的反革命武裝和舊政權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上海，農工黨在上海郊區和江浙一帶策反國民黨部隊及地方武裝，組建了地下“民主聯軍”，預編為兩個軍和一個直屬師，準備待命集中，迎接解放，直屬師在1949年5月25日開到上海南市，接受人民解放軍的改編。

在江西，農工黨在九江、德安、修水等20余個縣建立了由傅肖先任總指揮的江西民主自衛軍，擁有8000多人槍。其中有的縱隊、支隊在配合當地解放戰斗中作出了突出貢獻，先后解放了修水、九江，促成了德安、永修、進賢、豐城、南豐、余江、遂川等縣的和平解放。

在湖南，農工黨員武思光組建了“湘西人民革命軍”，在中共湘中地下工委的領導下，后改名為“湖南溆沅辰人民解放總隊”，擁有3000多人槍，在解放軍113師、117師、140師、147師的支持幫助下，與國民黨軍隊作戰10余次，為解放湘西各縣及幫助人民政府剿匪、征糧作出了貢獻。

在廣西，農工黨籌建了以郭坤一為支隊長的“富川游擊支隊”，有數百人槍，開展了對國民黨富川自衛總隊的策反、收繳民間槍支彈藥等工作，直至解放。

在四川，以川北中江縣為中心，成立了“川北人民自衛軍”，在與國民黨當局內務部第二警察總隊的戰斗中，繳獲步槍千余支，大炮10門和大批軍用物資。這支武裝，在當地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策應解放、維持治安、配合解放軍瓦解國民黨軍殘部等項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農工黨在安徽等地也都開展了武裝斗爭。

以上農工黨的武裝，在當地解放后，按照中共的政策，接受了改編，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

北上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

1948年下半年，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華僑代表從國民黨統治區及香港相繼到達東北解放區的哈爾濱、華北解放區的河北平山李家莊，參與新政協的籌備，開始了組織國家政權層面上的合作。

194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提出《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章伯鈞同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等7人在哈爾濱參加了征求意見座談會。彭澤民同李濟深、何香凝、周新民、馬敘倫等11人參加了在香港的征求意見。經反復磋商，與會人士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共同商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單位的代表組成。

同時，到達解放區的農工黨領導人與其他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參加了一些座談會、時事報告會，并針對一些重要政治問題相互交流；參加了參觀考察等活動，接觸實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看到解放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聯系到自身在國統區政治上受壓迫、組織上受破壞、成員遭暗殺、合法地位難以保證的處境，更加敬佩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遠見卓識，倍感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正如他們在參觀歸來致書毛澤東陳述感想時說：

使我們感受最重要的是：向來被人們看作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主席領導下，經歷了長期斗爭的鍛煉，現在已經組織起來并教育成鋼鐵一樣的堅強集體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經充分發揮了效能——群眾有發表意見的絕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貫徹到最下層去。這樣堅強的集體，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1949年1月22日，彭澤民、章伯鈞、丘哲、韓兆鶚、嚴信民等農工黨員與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共計55人聯合發表聲明，宣布“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開幕，彭澤民、章伯鈞等農工黨員出席了會議。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召開，代表農工黨參加會議的有正式代表10人，分別是：彭澤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楊逸棠、張云川、郭則沉、王深林、嚴信民、楊子恒；候補代表2人，分別是：王一帆、李健生（女）；還有分別代表華東、華南、西北解放區的代表季方、李伯球、韓兆鶚；無黨派代表周谷城、鄧昊明，以及特邀代表黃琪翔等農工黨員出席會議，章伯鈞、丘哲代表民盟出席會議，直接參加了籌建新中國的實際工作。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抗戰勝利后全國人民的和平建國愿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表明了農工黨結束了受盡壓迫和屈辱的在野黨地位的歷史，成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加人民政權的新型政黨，踏上了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建設新中國的嶄新發展道路。

（作者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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