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所知道的散文大家楊朔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汪東林

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在老一輩知名作家中，散文大家楊朔（1913一1968）雖有過影響甚廣的描寫抗美援朝的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但他的膾炙人口、特色鮮明、成就卓著的名篇《荔枝蜜》《蓬萊仙境》《雪浪花》《香山紅葉》《茶花賦》等等一批散文作品，將更加銘刻在文學史上，熠熠生光，傳之后世。筆者有幸于20世紀60年代初，在楊朔同志手下做了兩年的外事工作。現就我的親歷親見親聞，寫點我所認識的楊朔同志的若干方面，以示我對他的深切緬懷。

1955年秋天，我從浙江省江山中學畢業，考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五年制）。1960年秋天，國家分配我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我自然十分稱心如意，一心想的是盡快進入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主辦的《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新觀察》等知名報刊編輯部工作。但卻分配我到中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委員會(簡稱外委會）辦公室工作，幾天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當時，作協外委會楊朔任主任，李季、韓北屏任副主任，都是全國知名的作家和詩人。我時年23歲，既然走上了這個崗位，那就積極努力，盡量干得出色。一天，分管我工作的辦公室副主任林紹綱同志通知我，說明天上午9點，楊朔同志要找你談話，你直接去他家就行。我聽了一愣，到崗已半年多了，我的最高領導又是我所敬重的楊朔同志要找我談話，還去他家里，真有些意外！紹綱同志看出我的心態，對我說，楊朔同志作為外委會的主要領導，水平高，對工作認真負責、嚴謹細致，對下面的同志十分愛護。你去他家，盡量放松點，不要緊張。紹綱同志還特別提示我，你前天丟失外事工作機密電話本的事，還沒有報告楊朔同志，等找幾天實在找不到再報告。因此他找你談話，不會是為此事批評你，只是談談心，楊朔同志喜歡同年輕人接觸。

次日到楊朔同志家，開門的是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婦女，我一報名字，她就用一種優雅的口吻說：“小伙子，楊朔同志早就在客廳里等你呢！”

這是一座小四合院，當我走到客廳門口，楊朔同志即從沙發起身迎我，我即擺手讓他坐著別動，我跨步過去同他握手，但他已站起來握著我的手說：“你來我家，就是客人，這同辦公室不一樣！來客豈有不迎之理？請坐請坐。”剛落座，那位中年婦女即他的弟媳就端上茶水。不一會，又端上一盤蘋果。楊朔指著蘋果說，我是山東人，這蘋果是家鄉人送來的，你自己削個嘗嘗。我推了半天，后悔自己竟是空手來的。我們的談話進行了約個把小時。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點：

第一，楊朔同志是位溫文爾雅極為細心的人，其文如人，其人如文。他從我的家人和家鄉問起，包括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時代，突出的是復旦大學五年，有哪些課程？老師是誰？其中有幾位老師他認識，談得更多一些。他曾感嘆地說：“你們這一代趕上好時候了！我們這一代面臨的是戰事不斷，就是進了學校，也是蜻蜓點水，有頭無尾！”

第二，關于業余寫作問題。他先提出這個話頭，說聽辦公室主任匯報，你喜歡寫作，想當記者編輯，到外委會搞外事工作不大情愿，不過這半年多你實際工作積極肯干，我們都看見的！我答自己是中文系畢業生，不精通一門外語，做外事工作是缺胳膊少腿，事倍功半，但我已上了這個崗位，盡力盡責是應該的。楊朔同志把話題轉移到文學寫作上。他說，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看得出你的上進心。但是，搞文學創作，有文字表述能力只是基礎條件之一。重要的是生活的積累，特別是生活的主宰即人和社會、和自然關系，對各種人群的觀察、分析和了解，這是需要長期的社會實踐和生活閱歷的。我說出自己對他的一篇又一篇散文美篇的喜愛和崇拜，他笑了笑，輕聲細語地說：“不少讀者對我都評價過高了。盛名在外，其實不符。”他又轉了話題，說他的本職工作十分繁忙，沒有時間搞長篇寫中篇，于是自覓蹊徑，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轉向散文。他同當下中國的絕大多數作家一樣，業余時間寫作，是名副其實的業余作者和文學愛好者。他又把話頭直指我說，你剛剛20歲出頭，太陽才露尖尖角，又有過去的學習基礎，也就先試試當一名業余作者，練練手，功到自然成。至于當前的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先安心做好。今后的路還長得很呢！

正說到此，走進來一個四五歲模樣的小女孩，楊朔趕緊起來哄她。小姑娘退出客廳后，楊朔同志從口袋里掏出我前天丟失的外事工作機密電話本，我心里咯噔一下。于是第三，我受到了一次突發性的嚴肅而深刻的批評！楊朔同志依然輕聲細語地對我說，你前天從新僑飯店搭我的車到作協機關，然后我直接回家。我剛下車還未進門，司機老曹又開門下車，遞給我這個電話本，說可能是小汪拉下的。楊朔嚴肅地指出，我把電話本收起來，對誰也沒有說，讓你著急兩天再找你。這電話本里有很多重要電話號碼，如果真正丟失，就是一樁失密事件。好在丟在自己人的車上，及時發現，沒有發生事實上的失密。做外事工作，第一是授權有限，不能自作主張。第二就是保守機密，不得失誤！這樣吧，你回機關向辦公室主任報告，寫一份幾百字的檢討，為的是接受教訓，下不為例。這次楊朔同志找我的如此親切友好的談話，竟以意外受到嚴肅批評而結束，讓我終生難忘！

楊朔同志找我談話是1961年春天，沒有想到這次談話還真的給了我練習文學寫作的動力。當時我居住在另一位老一輩著名作家趙樹理院里的12平方米的平房小屋里，每當外事工作之余，特別是夜深人靜之時，常有一種寫作沖動，沒有睡意。我首先想起的是我度過童年、少年一直到高中畢業的家鄉江山，她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記！那山，那水，那鄉音，那親人，那民間潛在的文化，不斷地攪動著我的心靈。我首先寫出了10多首主要是老外婆口傳給我的江山山歌民謠，居然被《光明日報》東風副刊選出四首發表。在這一小小鼓動下，又連續寫出完全以家鄉江山為背景的兩篇散文《哭嫁》和《渡船公公》。《哭嫁》1962年3月發表于浙江《東海》文學月刊，20世紀90年代被浙江省教育廳選為全省中小學語文參讀教材鄉土文學作品之一。《渡船公公》后來發表于北京《東方少年》雜志上。現在回想，如果不是我1962年調到全國政協機關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后來走上了專攻人物傳記文學之路，沒準兒還有可能繼續寫作以家鄉江山為背景的其他作品呢！

楊朔、韓北屏都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知名作家，但都在“文革”中慘遭迫害。“文革”后楊朔和韓北屏都得到徹底平反昭雪，他們的名字也成了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永久的印記！

（作者系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政協報原副總編輯。本文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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