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癌癥患者用手扶住頭部躺在病床上，略顯痛苦。 記者王汗冰 攝

6月26日，吳征把他的第四套房子掛到了網上，前一天晚上，他罹患賁門癌的父親病情加重，等待他的又將是高額的花費。而此前的近兩年里，他已賣掉了兩套房子、一輛奧迪Q5，總計為父親花了400多萬元。

這個29歲的年輕人曾經身家數百萬，如今到了拿6張白金信用卡套現周轉的地步，往日的優越在無盡地填補治療窟窿中消耗殆盡。這是一個大病返貧的極端個例，個中辛酸難與人說。

中產沒落“太突然了，就像做夢一樣”

時至今日，吳征還經常跟女朋友半開玩笑：“如果我爸沒病，咱現在都開上跑車了。”吳征的女朋友苗青對他們家的變故所知不多，6月26日晚飯期間，吳征明顯有些蒙，頭天晚上他的父親病情加重，他又在醫院徹夜陪護，只睡了兩個多小時。“我爸生病快兩年了，很多記憶已經模糊，或者潛意識里在刻意地遺忘，但我家因為我爸這個病徹底被改變了。”采訪中，吳征笑著說出這句話，當時苗青也在場，周圍是與他們同齡的年輕人熱鬧喧囂的觥籌交錯。

僅僅相隔兩年，吳征從坐擁多套房產、開著奧迪Q5的年輕翹楚，陡然變成了負債之人，熱鬧喧囂仿佛已與他無關。言談中，曾經的優越感仍不時閃現，比如他打趣自己是“富一代”，再比如說起為父親花去的400多萬治療巨款，這都是大多數同齡人難以企及的。

吳征在大型國企工作，他的父親生病前經營著一家貿易公司，母親是醫生，“我爸生病前覺得生活很好很幸福，太突然了，就像做夢一樣。”吳征有些喃喃，時間倒退至2015年，吳征的父親剛過完58歲生日,沒多久忽感不適，不時嘔吐，經醫院檢查確診為賁門癌。入院沒多久，其父病情迅速惡化，做了手術，自此不能進食，連睡覺也只能坐著。吳征至今拒絕苗青去探望父親的要求，一方面是父親很要面兒，另一方面病情的惡化已讓他渾身插滿了管子，以至不便穿衣。

前不久，吳征又去了一趟濟南市房地產交易中心，他只含糊表示“是去辦事了”，去年的7月份他也曾連續兩次出入那里，分別賣掉了位于萬豪國際的兩套房產，就在前兩天，他把二環南路附近的另外兩套房子也掛到了房產中介網上。“我爸辛苦了半輩子，這些家業都是他打下的，現在賣了給他治病，也沒啥。我爸在，我們這個家就在”。吳征語調平淡。

苗青也能明顯感受到吳征的要面兒，他拒絕細說這些變賣家產的過程和數額，不愿讓人覺得他慘。但是吳征的確已經在外身兼數職，“人得了病，可能不會立馬要命，但一定會立馬要錢。”吳征苦澀地說。

別無選擇“根本就沒有選擇的余地”

在他父親近兩年的治療過程中，即便經歷過轉院，但吳征幾乎一直都在做醫院給出的選擇題，“要國產的，還是要進口的?”化療脫發的恐懼令其父崩潰之時，醫生給出的選擇是進口的化療藥能減緩掉發，“醫生讓我選，這根本就沒有選擇的余地，我總不能讓他崩潰啊。”選擇了進口的化療藥后，帶來的是對胃的刺激傷害，吳征的父親又狂吐不止，每天最多能吐數十次，胃壞了再治胃，進口藥一片就得一千多，每天至少早中晚三片。到后來，胃也做了2/3切除手術，無法進食，又得打營養液維持，每天又是數千元，“算不清了，粗略算的話，每月至少5萬塊。”

進口藥其實在不分貧富地施用于大多數癌癥患者的身上，和吳征父親同住一個病房樓的梁成國至今搞不明白那每月一針的進口藥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那是給他“消瘤子的”，“一針一萬多。”來自聊城農村的他，今年50多歲，今年春節后查出腹膜后惡性腫瘤，至今半年已花去了15萬多。

來自菏澤另一患癌家庭的王沖則直指其中趨利醫療的問題，自菏澤轉院濟南治療期間，他走異地就醫公費醫療的岳母一度遭遇沒有床位的尷尬，“走商業保險的就可以(有床位)”。

早在2011年時，即有業內人士指出國內癌癥不規范治療的問題，據稱，經濟利益驅動，對腫瘤認識的未知性與局限性，或是患者的強烈要求等，均導致癌癥治療市場的混亂，此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制定癌癥治療標準。

剛入院治療時，醫生告訴吳征，他父親的癌是良性，只要積極治療，有很大的痊愈希望。但入院不久隨著病情的迅速惡化，放療、化療等隨即展開。王沖也稱，其岳母治療的3年半時間內，先后經歷過6個化療周期和48次放療，直至前些天他的岳母去世。

誰對誰錯“又像一個特別好的老頭了”

吳征見證過其他人的放棄。“我有個朋友的父親，查出癌癥后，交代好了后事，從7樓的家里一躍而下。這樣的選擇，也沒法說好與不好。”吳征搖了搖頭。其實他的父親在住院期間也多次有過跳樓自殺的念頭，一次入院期間，他的父親勸慰他說，“你走吧，我不跳樓，窗戶打不開。”吳征條件反射地問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打不開?”他的父親轉臉再未接話。

吳征現如今大都是笑著的，他說他已經走過了“那個階段”。林海則不然，他的父親被查出腎癌晚期并伴隨多處轉移，陪護期間，每一個好事打聽他父親病情和年齡的人，都會被他報之以毫不猶豫地激烈回擊。

按照慣例，一名癌癥病人從手術、化療、放療、生物治療和內分泌治療等全治療過程走下來，少則花十幾萬多則上百萬元，這讓大多數家庭不堪重負。吳征說，他父親治療花費的這400多萬，僅有20%左右在報銷之列。王沖岳母省直醫保外加大病保險能報銷到50%左右，50萬報回25萬。公開報道顯示，截至今年5月，山東省將18種抗腫瘤分子靶向藥和特殊用藥納入職工和居民大病醫保報銷范圍，最高降幅超過60%。據林海稱，他父親所用的靶向藥可報銷40%，但其他大多數進口藥不能報銷，治療費每月仍高達5萬元。

王沖至今耿耿于懷的是岳母患病前與一份商業保險的錯失，他的妻子即是保險公司的員工，社會基本醫保對參保人員“保而不包”的現實，已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通過商業保險來作為補充，“如果當時(岳母)聽了妻子的話，醫保報銷加上商業保險，治病的錢就基本能全報了。”但是額外支出的顧慮的確沖抵了大部分人通過商業保險抵御風險的選擇，此前也曾有媒體調查稱，僅有21.8%的受訪者有主動增補商業保險的計劃。

吳征的父親倒是有商業保險，但是眼前他們能最快套現的仍是賣房和透支信用卡。“只要我爸需要，房子還會繼續賣”，吳征又笑了起來，他描述著父親吃過抗抑郁藥后的樣子，“又像一個特別好的老頭了。”(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原標題：一個患癌家庭的貧與病 “根本就沒有選擇的余地”

[責任編輯：楊凡、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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