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明清桐城文脈代際傳承原因淺探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明清桐城文脈代際傳承原因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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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桐城文化繁榮興盛，人才輩出，以文學、學術傳家者不勝枚舉，孕育了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流派——桐城派。桐城文教傳統極富生命力，往往一鄉一族之內名家薈萃，而一家之內又代有聞人，累世不絕，形成“文化世家”現象，眾多文化世家促成桐城的文化流傳盛況。桐城文化之有脈絡可尋自明初始，譜系流脈則衍至民國時期。其文脈傳遞跨越數百年，自有其“密碼”所在。

一

明清桐城文化家族極其重視子弟教育。在流傳下來的家規家訓中，子弟教育都處在極重要的地位，且在教育目標和方式上，有大致相似的宗旨和路徑，體現出既高遠又切實的培養理念。桐城光氏認識到教育是興族根本，“族欲其大也，必須培養子弟”。劉氏也總結宗族長盛的根源在于讀書：“千年閥閱之宗，必是家傳黃卷；屢代簪纓之胄，無非世守青緗。金張七葉，顯貴盈朝；王謝兩家，風流滿巷，莫不枕經葄史。”劉氏家族還認為并非貧困導致失學，而恰恰相反，“究厥長貧之故，良由不學而然”。

在教育之道上，桐城文化家族各有舉措，但又體現出共同的特征。首先，強調“務本”，即培養根本的精神品質。麻溪吳氏家訓明確闡述了這一思想——學習不是為了記誦、辭章、榮名，甚至事功，因為這些都是“末務”，學習要以希賢希圣為本，并以“仁義禮智實其心之德，戰兢惕勵保其心之范”。光氏同樣主張在子弟教育上，“非徒講究訓詁，資取功名已也。必貴隆師擇友，使之興廉察孝，謹言慎行，崇本務實。”

其次，教育應從幼童抓起，循序漸進全面開展。桐城胡氏在家規中指明了各年齡段須學習的內容：“凡小子能言，教之稱呼，及作揖務要從容和順，教以誠實。四五歲，教之謙恭遜讓以收其放心，溫和安靜以消其猛氣。有不識長幼尊卑者，必訶禁之。七歲則入小學，論、孟、孝經即與訓解，教以孝悌忠信，使知禮義廉恥，教以灑掃應對進退，教以歌詠忠孝詩章。稍長而聰明者，出就外傳，漸次讀四書五經。”麻溪吳氏規定“入塾時即以小學幼儀逐一疏解。俾知入孝出悌，謹言慎行，所謂少成，若天性成自然也。及長，擇名師益友相與磨礪之”。通過系統的教育，培養更多有一定文化基礎的族人，可使家族文化和規范得到遵行和傳承。

最后，要針對子弟不同的資質進行分層次地培養，慎選并厚待老師，部分家族還依據族產多寡給予子弟資助。麻溪姚氏選拔聰慧子弟專事詩書，并于“每年四仲月匯齊宗祠，命題會課，請尊者主盟，分別獎勵之。行成名立，光前裕后，皆于此基焉”。高甸吳氏做法類似：“秀者教之詩書，樸者教之農工，務使正其趨向。”胡氏在選擇子弟的老師時，“必擇經明行修，文理優長，言動可法者奉以為師，取以為友。厚其供饋，隆其禮貌”。對優秀特別是貧困的優秀子弟考核后予以獎勵和資助：“子弟有入泮補廩明經科第者，議出花紅以明獎勵”，“子姓果有聰穎出群，貧不能讀者，公議資以束脩，每冬至入祠考課方準給付。”清代桐城個別大族還建立了相當規模的公產以資助教育，且普惠全縣。如桂林方氏對本族子弟赴鄉試給予資助，乾隆時期“族人凡應試入闈者，贈卷價銀二兩，桐城加路費銀二兩”。方氏的試資義田并不是只為方氏族人，而是全縣寒士鄉試赴江寧都可以申請。后來經營不善，方氏子弟一度都申請艱難。道光二年（1822年），方傳理進行了改革，規定每科定額三十二名，外姓之有科舉者分十六名，本族給十六名。此后漸有盈余，又續置地產，試資不斷加增，至清末桐城士人多仰賴這筆資助。

桐城各家族在子弟培養方面各有其獨特方法。如清河張氏重視家族中的考課和學習習慣的培養，每年“正月為始，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疏不數，但不可間斷，不可草草塞責”。對學習環境要求“讀書須明窗凈幾，案頭不可多置書。讀文作文皆須凝神靜氣，目光炯然出文與題之上”。對學習可能中途而廢的情況十分警醒：“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實為學業成廢之關。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訓子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后，年漸長，氣漸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欲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其長成，師傅視為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就，蒙昧非難。”張氏明清時科舉成績在桐城各族中排名第二，僅次于桂林方氏，當與其嚴格有效的教育方法有關。在文化家族重視教育的帶動下，全邑都形成了尊師重教的風俗。桐城諺語中廣為流傳的“窮不丟書，富不丟豬”，“三代不念書，猶如看圈豬”，正是這種風氣的體現。

二

明清桐城倡導忠孝，注重刻苦踐行，不僅涌現了不少以忠孝節義彪炳史冊的典范，也使得刻苦向學，堅忍不拔等成為當地婦孺皆知的品性追求。明末天啟時任左僉都御史的左光斗，被魏忠賢陷害入獄遭受酷刑。其學生史可法甘冒風險喬裝探視，遭到他言辭批評：“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其剛毅忠烈，令人動容。明清之際，方以智、方文、錢澄之等遺民學者受到天下士人推崇，也成為桐城后學典范。

在這樣的風氣帶動下，桐城人往往竭盡全力供子弟讀書，培養能吃苦的精神，使之意志堅定，堅忍不拔。許多讀書人即使食不果腹，衣難御寒，仍通宵達旦刻苦攻讀。明成化時舉人方印，讀書勤奮，每日作制藝文四五篇，常常徹夜不息。明末方學漸之父方祉為諸生，因家貧暫停儒業，他“外順父命，內程書史”，等父母休息以后，再點燈讀書，直到天亮。清代嘉慶年間進士姚瑩幼時與兄長每人每天帶二塊餅赴塾讀書，日出出門，日落方回家，如此堅持多年。道光時人劉宅俊因家貧無法讀書，拾柴時路過鄉塾，就在窗外偷聽。后被主人發現，允其入學，并贈以飯食。劉宅俊后來成為解元，并中進士。清末文獻學家蕭穆世代為農，幼時父親督其耕作，他寧愿挨打也要常常偷偷去學堂問字，此后戰亂之時，蕭穆依然四處收集典籍，埋頭校輯。桐城女性亦多有費盡心血支持子弟攻讀之舉。明末進士姚文然之女嫁與同邑馬方思，馬方思早卒，姚氏縞衣蔬食，親課二子。每日教習之后必要求溫習背誦，偷懶不能完成就杖責。潘氏女處境與姚氏同，因家貧不能延師，送子就學村塾，堅持三年后因無力支付費用，便讓其回家自課，其后果然學業有成。

三

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完善，科舉表現對一個家族乃至地區的發展而言至關重要，桐城世家子弟教育幾乎無不以科舉為目標。雖然讀書后依舊務農、經商的并不少見，但走科舉之路入仕或從教才是正途，至清末則又多了一種途徑，即入幕為賓，再通過薦舉入仕。

自唐至元，桐城區域內僅出過10名進士，但明清兩代，桐城縣共有進士233名、舉人793名。尤其是清代，桐城共出進士153人，對比當時全國每縣平均僅17.5人，優勢明顯。科舉成功不僅能夠進入仕途，同時還能獲得優免等經濟利益以及影響聲望等文化資源，同時入仕的族人對該家族的子弟帶動和幫助也很大。

一是在傳習科舉文章及考試經驗上，桐城人別有精到之處。現存大量的明清桐城文人所傳四書文及古文、詩賦的選本、批點本，對篇章字句條分縷析，庖丁解牛般地將全篇拆解分析。學習桐城派古文章句能夠很快地掌握各種文體的寫作方法。文章之法需要成功者親傳，這一點清末桐城教育家吳汝綸曾為本支榮華吳氏考入學堂子弟甚少感慨：“地有前輩能文學，則后進皆有門徑，獨吾里無一人可與語。”

二是入仕后的士人利用自身資源或影響對鄉黨族人幫助很大，常助其求學，或舉薦擔任各級書院講席等。這使家境困難的優秀子弟有機會攻讀，提升學業水平。入仕者有更多機會推薦鄉黨親友入達官大員府中坐館，或進入各級書院主持講學。桐城文人從教甚多，不僅可解決生計，還可通過教學相長提高學業水平，帶動更多族中子弟入學。以桐城縣清河張氏與香山戴氏對比為例。自明隆慶二年（1568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306年間，張氏家族在10代人中先后有23人進士及第。其中萬歷年間張秉文官至山東布政使，康乾年間張英、張廷玉父子官至一品大學士，而自張英以下六代人就出了12位翰林。另一大族桐城香山戴氏，自嘉靖時戴完為進士，官至刑部郎中，而后子孫略有小成，至清初戴名世殿試高中榜眼，但后因《南山集》案被殺，此后子孫遠離科舉之途。兩族子弟在學術、文藝、事功上便無法相提并論了。科舉成功對子弟的“余蔭”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四

桐城的文化世家往往有多重的姻親關系。家族之間的聯姻使文化資源共享共通。如麻溪姚氏與清河張氏、桂林方氏、扶風馬氏相互間通婚極多，且持續多代。據統計，桂林方氏自明中后期方學漸起至清晚期，與桐城姚氏通婚36次，與張氏家族通婚自明末方孔炤起至清中期方保升止，通婚24次。其余與潘氏、馬氏、左氏次數略少。明末至清末，張氏與姚氏的通婚更多達102次。這里所統計的只是有功名或有著作載于史籍者，其余未被記載者尚未計入。事實上桐城的方、姚、張、馬、劉五姓作為文化世家的核心，又相互累代通婚，已成為一個關系緊密的共同體，一榮俱榮，即使有一族人丁不旺、人才不興，或一代甚至數代人才不濟的情況，但總體上不易衰退。在子弟教育中，各家往往共請塾師，共通典籍。“家學”傳承更是在聯姻中漸漸成為姻族之學。在著述的內容完善、修訂校勘方面，姻親之間成為重要助力。在著述刊印時，姻親又可相互扶助，共同集資。在文壇學界，他們交往密切，相互稱贊褒揚，通過序跋、書札，對各自的文化地位提升也起到正向作用。可以說，桐城縣域內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狀況，與數個主要世家的文化影響力密切相關。

此外，明清桐城不僅有強烈的宗族觀念，也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認同，體現在編修地方的詩歌總集、文章總集，編修家譜、家族藝文總集、家族人物傳記等方面。如康熙年間潘江編《龍眠風雅》及續集，收明代桐城詩人553人，詩作14874首。道光年間徐璈又編《桐舊集》收明清兩代詩人1200多人，詩7700余首。其余規模較大者，家族總集方面如清代方昌翰編《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馬樹華編《桐城馬氏詩鈔》等；收錄桐城古文者如方宗誠編《桐城文錄》等；收錄桐城人物傳記者如馬其昶編《桐城耆舊傳》等。其余規模較小的地域及家族總集數量則更多。這些體現出家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聯結和相融，這種聯結和相融又與家族間的累世聯姻關系密切。明清時期桐城豐富的地方典籍不僅梳理建構了自己的文脈譜系，也進一步推動了家族間的橫向文化關聯和區域文化繁榮，促成桐城文脈歷經五六百年而繁盛不絕。

（作者：張秀玉，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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