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田園耕織的畫意詩情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田園耕織的畫意詩情

來源：光明日報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宋代范成大的一首《四時田園雜興》，描繪出了農家人忙碌而充滿趣味的田園生活場景。中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歷史，耕田織布是古時百姓的主要勞作內容，因而也成為傳統畫家表現農耕社會生產生活面貌的重要題材。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耕織圖》，是研究中國古代農業耕作、紡織技術不可或缺的圖像資料，形成中國繪畫史、科技史、農業史中一個獨特的現象。

《耕織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耕織圖》是指所有有關“耕”與“織”的圖像資料，呈現出分散性的特點，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狹義的《耕織圖》則是一套成體系的耕織圖像，到南宋時逐步形成。《耕織圖》在元、明、清時期皆有繪制，逐漸成為實用與藝術兼具的題材，是中國古代畫苑中歷史悠久、遞嬗有序的一個品類。同時，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使《耕織圖》得到了廣泛傳播。在推廣過程中，其版本、載體、功能不斷演變，不僅對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農作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且遠及歐洲，在世界農業史、藝術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現知最早的刻本《耕織圖》，為南宋樓璹所繪，其后歷代版本都是以樓圖為祖本。樓璹，字壽玉，南宋紹興三年（1133）任於潛（今浙江臨安）縣令。他“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系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樓璹創作了詩圖并茂，翔實記錄耕作與蠶織的系列圖譜——《耕織圖》。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孫樓洪將其所繪《耕織圖》以石刻付之墨版，后曾孫樓杓據圖再版，南宋嘉熙元年（1237）汪綱又以木刻復制拓本。此外還有南宋繪本《宋人蠶織圖》（今藏黑龍江省博物館）、元代程棨繪本《耕織圖》（今藏美國弗瑞爾美術館）、明代萬歷刻本《便民圖纂》、嘉靖刻本《王禎農書》等，均摹自樓圖或加以改繪。

在眾多歷史版本中，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內府刊刻的《御制耕織圖》，是歷代《耕織圖》中最具盛名、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更是中國古代版畫史上一部經典之作。是書為木刻套印本，康熙帝題詩，宮廷畫家焦秉貞繪圖，朱圭、梅裕鳳鐫刻。與樓璹所作《耕織圖》不同的是，此本內容略有不同，增刪了部分畫面，圖序亦有變化，每幅畫上部有康熙題寫的七言詩一首，樓璹所寫五言詩以小字題寫在畫面空白處。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時，江南人士進獻藏書甚多。根據清代官員萬作霖記載，其中有陳旉《農書》、秦觀《蠶書》、於潛公（樓璹）《耕織二圖詩》等。康熙皇帝讀后認為“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遂命內廷畫家焦秉貞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

《御制耕織圖》共計四十六幅，畫作內容詳盡、完備，準確地呈現了古時農業生活的過程和細節。耕圖依次名為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蔭、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場、持穗、春碓、簏、簸揚、礱、入倉、祭神；織圖依次名為浴蠶、二眠、三眠、大起、捉績、分箔、采桑、上蔟、炙箔、下蔟、擇繭、窖繭、練絲、蠶蛾、祀謝、緯、織、絡絲、經、染色、攀花、剪帛、成衣。畫面內容寫實，每幅作品都有配詩，詩畫合一。

比如，“耕”圖畫面之上，農人一手扶著曲轅犁，一手揮鞭趕牛。曲轅犁是古代中國十分重要的耕作農具，可以碎開板結的土壤，利于后期播種。畫上題詩：“東皋一犁雨，布谷初催耕。綠野暗春曉，烏犍苦肩赪。我銜勸農字，杖策東郊行。永懷歷山下，法事關圣情。”此詩表達了對農事艱辛的感慨和同情，以及勸課農桑的主旨。另一幅表現織布場景的“經”圖，描繪了三位農婦正在整理經線的場景，此圖對整經工具刻畫極為精細，對籬笆、院落、農舍，甚至室內椅凳都有描繪。屋旁有葉面闊大的芭蕉樹，兩個孩童采摘蕉葉鋪地，在長長的經線下玩耍嬉鬧，充滿生活氣息。畫面左下方題有“素絲頭緒多，羨君好安排。青鞋不動塵，緩步交去來”等句，表達對植桑織帛生活的吟詠之意。

《國朝畫征錄》載：“焦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工人物, 其位置之自近及遠，由大及小，不爽毫發，蓋西洋法也。”焦秉貞繪畫中西合璧，使《御制耕織圖》成為一部中國古代版畫史上別開生面之作。據考證，焦秉貞繪《耕織圖》原作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焦本雖仿自樓本，但風格情調已大異其趣。畫面對農村勞動生活進行了理想化的表現，洋溢著農家生活的溫馨、和諧、美好的情緒。畫面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比例準確，姿態各異，生動傳神。房屋建筑、織機等在傳統界畫方法的基礎上，運用了西洋焦點透視法，具有較強的現實感。

《耕織圖》歌頌農家勞作，經過宮廷審美的改造后，成為具有觀賞和實用價值的版畫名作，為農事題材的藝術創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自康熙三十五年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故傳世版本極盛。在康熙本朝，就有三十八年（1699）張鵬翮翻刻本、五十一年(1712)內府刻本、內府白描本、彩繪《胤禛耕織圖》；乾隆年間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題詩刻本、內府刻《授時通考》本、四年(1739)內府拓刻本（圖為刻、詩為拓）、三十四年(1769)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圓明園拓本等等；另乾隆時宮廷畫家冷枚、陳枚亦繪有《耕織圖》46幅，但并未鏤版，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自乾隆之后，刻本、銅版印本、珂羅版印本、石印本先后迭出，難以枚舉，大致有嘉慶十三年（1808）《耕織圖詩》補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光緒五年(1879)上海點石齋《御制耕織圖》石印本、光緒十一年(1885)上海文瑞樓本、光緒十二年(1886)上海點石齋石印本等。民國時期，有武進陶蘭泉刊本。翻刻本不但版本諸多，版式也不盡相同，有上文下圖、左文右圖以及朱印本等多種形式，而巾箱本套印耕織圖更為稀見。巾箱本開本小巧，將《御制耕織圖》精華部分濃縮，刻印清麗絕倫。如清乾隆年間黃履昊刊藍墨套印巾箱本，刻印精細，遠景用藍色，近景用墨色，使整幅畫面頗具立體感。

此外，日本、朝鮮乃至歐洲地區亦有《耕織圖》的摹本、翻刻本。隨著18世紀“中國風”在歐洲的盛行，中國的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都對歐洲產生了重大影響。早在1745－1746年，瑞典出版仿制《耕織圖》銅版畫3幅，此版本與中國的版本構圖上保持一致，只是將圖畫鏡像反轉，保持了原作氣息。18世紀中后期，英國人用銅版翻刻了《耕織圖》中的“耕”部分，構圖也是鏡像反轉。這些版畫忠實再現了18世紀中國的風土人情、藝術面貌，引發當時歐洲對神秘的東方世界的想象。

從南宋到晚清，《耕織圖》形態紛呈。今可見與其有關的陶瓷、墨錠、墨彩瓷板書、扇面、屏風、石刻等一系列衍生作品。通過這些實物載體，不斷傳播著中國古代耕作、織綢等生產過程。《耕織圖》留存下來的農業生產圖像為今日研究中國古代農業技術提供了十分直觀的資料，有助于人們了解古時農耕及紡織的面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

（作者：翁連溪，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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