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青山埋忠骨，戲臺守鄉(xiāng)愁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原標題：青山埋忠骨，戲臺守鄉(xiāng)愁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青山埋忠骨，戲臺守鄉(xiāng)愁

北京長峪城的前世今生

（ 2024-03-22 ） 稿件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文化

再次走進長峪城，它又恢復了安靜祥和的模樣。猶記得正月十五那日，當天光落幕、彩燈亮起，長峪城村的燈會迎來高潮。

秧歌、鑼鼓、旱船，社火隊伍從村委會出發(fā)，沿著公路巡游賀歲。隊尾扮演“縣令”的最威風，坐在一根杠子上，一路“查街”，逗得眾人發(fā)笑。

等到遠山只看得清輪廓的時候，男女老少便涌入“九曲黃河燈陣”轉(zhuǎn)燈祈福，古寺里的戲臺上，老戲骨們也“咿咿呀呀”起來。

這是一座地處北京市昌平區(qū)西部群山深處的古村落，2013年被列入“中國傳統(tǒng)村落名錄”。

上一次它這么熱鬧，還是20年前。

煙火

在37歲村支書陳明哲的記憶中，長峪城正月里的“九曲黃河燈會”在十里八鄉(xiāng)頗有名聲，后因種種原因，燈會一度停辦。去年接任村支書后，他決定恢復這一傳統(tǒng)。

九曲，即用木桿扎成彎彎曲曲的道路，有出入口，形成如“迷魂陣”一般的“燈場”。每根桿上點一盞燈碗，共三百六十余盞，中心豎起一根高達七至十米的燈桿。人們轉(zhuǎn)至中心燈桿下，“摸摸老桿，祛病延年”。

并非地處黃河流域，“九曲黃河燈會”卻在長峪城流傳至今，這與五百多年前的一場遷徙有關。

長峪城地處北京西北太行山東麓與燕山交匯處的山口地帶，是民間俗稱的“大風口”。兩山夾一溝的地理特征讓這里成為天然的軍事防御隘口。明代，來自山西、陜西等地的將士背井離鄉(xiāng)，到此戍邊屯田。

村志顯示，明代長峪城駐軍三百至五百人，同時有軍人家屬、逃難群眾居住。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庸關總兵指揮修建長峪城舊城，后被洪水沖毀，50年后，又在舊城南側(cè)建新城。

如今，大部分城墻早已坍塌不見，但新舊兩個甕城尚存。舊城城墻遺跡綿延至東西兩側(cè)的高山上，形似一雙揮動的雁翅。

再往北，一段明長城在千米高山上蜿蜒，昌平區(qū)海拔最高的明長城敵樓“高樓”便坐落于此。

因軍成城、因堡成村，來自黃土高原的游民棲居于這群山深處，生生不息。清代失去邊關功能后，駐軍撤離，百姓遷入，關城逐漸演變成自然村落，延續(xù)著煙火與文明。

“山陜來的軍民，把梆子戲也帶過來了，久而久之地方化，形成了山梆子戲。”羅世民是長峪城山梆子戲班的老班主，主攻刀馬旦。他自小隨爺爺學戲，如今已年過古稀，還熱衷于張羅戲班的事。他最熟悉的地方，莫過于腳下的一方老戲臺。

在長峪城新舊城之間的山坡上，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永興寺，寺的前院有鐘鼓樓，后院有古戲臺。戲臺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前臺唱戲，后臺化妝。

山梆子戲，明永樂年間就已形成，戲班則始于19世紀末，是長峪城活著的歷史。

《登殿》《汴梁圖》《斷橋》……老祖宗傳下來的劇目仍在傳唱。2020年，山梆子戲被評為昌平區(qū)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看社火、轉(zhuǎn)燈陣、聽大戲……從正月十四到十六，平日里不怎么出聲的長峪城，抖出了“家底兒”，吸引約1300名游客。

這個數(shù)字，是村子里常住人口的十倍。

守望

在社交媒體上，長峪城常與戶外徒步聯(lián)系在一起。燈會期間，有游人從八十多公里外的北京城區(qū)自駕過來，白天在山野中消遣時光，晚上在村莊里感受風俗。

然而，自古作為兵家必爭之地，長峪城雖被大山環(huán)抱，這里的先民卻不享有偏安一隅的命運。

若要問起村民們長峪城的起源，不少老人會從更久遠的楊家將講起。相傳北宋時期，土匪王百萬盤踞于此，村莊民不聊生，楊六郎到來后，鏟除了王百萬。至今，村里還保留著楊六郎安營扎寨的遺跡——“六郎城”。

實際上，老人們也知道，這類故事多為附會。但保家衛(wèi)國的烽火傳奇口耳相傳，總是符合一個關城的氣質(zhì)，如同山梆子戲中，總不缺英雄兒女。

長峪城可考的歷史，其實比這些英雄傳奇還要波瀾壯闊。

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后，沿平綏路西進，企圖占領山西，進而控制整個華北，長峪城不遠處的南口，便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門戶。

8月8日，南口戰(zhàn)役爆發(fā)，歷時近20天。據(jù)《長峪城村志》記載，中方死傷三萬余人，日方死傷一萬余人。中國軍人阻滯了日軍西進南下的計劃，粉碎了日本三個月亡華的妄想。

長峪城就是這場戰(zhàn)役的戰(zhàn)場之一。

戲班前板胡樂師牛春田回憶：“山上高樓那里，尸體堆成山，鮮血流成河。”這座敵樓上，密密麻麻的彈孔至今清晰可見。

那時，山梆子戲無奈停演，但戲中的千軍萬馬、忠奸善惡卻在現(xiàn)實里上演。

老班主羅世民的太爺爺羅忠義曾是戲班里的大衣箱官，“一次，他聽說鬼子要來，便放下手中的活，不顧一切跑回家中，抄起被單，跑去戲樓將值錢的戲衣包裹起來，藏在了山洞中”。

守住城、守住家、守住戲，還有人，在守住一種精神。

61歲的陳萬會住在40公里外的陽坊鎮(zhèn)，從事喪葬業(yè)。近15年里，除了跑業(yè)務和探親友，他回長峪城老家還有一個目的。

“我來看看犧牲的中國將士。”

舊城以北的水庫下方，是不少人登山徒步的起點。2012年清明，陳萬會與友人在此立碑，上書“抗日英魂”“永垂不朽”——這里也是通往昔日戰(zhàn)場的起點，沿著步道攀登，便可到達當年的騾子圈、老虎頭戰(zhàn)場。

同年夏天，明長城上出土一具中國戰(zhàn)士遺骸，陳萬會和友人將其成殮，葬于青山。為此，他和友人花了四個小時，把一塊120斤的石碑送上山，立于埋棺處。

碑上刻著：致無名英雄——長城衛(wèi)士，長城兒女敬立。

如今，這片昔日的戰(zhàn)場被更多人稱作“黃花坡”，每年7月中下旬，這里開滿黃花，多雨的年份花期會推遲十天。

陳萬會說，1937年正是個多雨的年份，或許黃花見證了長峪城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鄉(xiāng)愁

久違的燈會，讓長峪城走進更多人的視野，也讓長峪城人重拾起鄉(xiāng)土記憶。

“小時候我最喜歡湊到戲臺跟前，看我媽、我姨演出。”37歲的左玉新自上大學后，就不怎么看村里的戲了。她在50公里外的沙河鎮(zhèn)工作定居，平時很少回家鄉(xiāng)。

左玉新的姨媽牛春芝是臺上扮演王寶釧的青衣，24歲第一次登臺的她如今年過花甲，嗓音依然清亮。

“很多年沒見這么多人來看戲了。”在牛春芝印象中，20世紀80年代是山梆子戲繁盛的時候，回回演出舉村來看，還吸引許多外村人。長峪城的山梆子既有山西梆子的高亢，又近似河北梆子的曲味，戲腔據(jù)說能在戲臺十里外聽得清楚。

過去，山梆子戲能從正月初三唱到二月二，此外年中遇上廟會、九九重陽節(jié)等也會上演。然而，這次燈會過后，戲班里的人，還不知下一次登臺是什么時候。

和眾多鄉(xiāng)村一樣，長峪城村也面臨著老齡化、空心化的問題，人們擔心，它承載的歷史文化和傳統(tǒng)民俗免不了愈發(fā)沉寂。

“戲是長峪城的魂。”老班主羅世民說，長峪城人從小看戲，幾乎村里人人都能哼上個幾段。戲能成風化人，村民們從紅白臉的角色之分中悟出了是非善惡，讓長峪城的民風有口皆碑。

如今，戲班里的“老戲骨”們平均年齡已過六十，農(nóng)村人口的流失使戲的傳承出現(xiàn)斷代危機。村里青壯年們都去平原地區(qū)的城鎮(zhèn)謀生，隨著一些老人相繼離世，戲班后繼乏人。

“2018年戲班里還有28人，去年就剩19個了。”羅世民很無奈。

45歲的邱震宇是戲班里最年輕的成員，也是唯一一個從小就拜師學戲的年輕人。小時候放暑假，邱震宇在水庫邊幫家里放牛，戲班里的樂師見他無聊，便教給他吹嗩吶的手藝。

元宵節(jié)那晚，邱震宇從40公里外的居住地南口鎮(zhèn)趕回來，演奏武場樂器，即鑼、鼓等。老戲骨們在臺上比畫出肌肉記憶里的一招一式，吃力的樣子也讓他嘗到了心酸。

“幾百年的戲，不應該斷了。”

2020年，邱震宇牽頭成立了戲班的青年社，吸納了十余名在村外務工的年輕人向羅世民學習唱戲，力圖解決山梆子戲的傳承問題。鎮(zhèn)政府、村委會也在想辦法，讓長峪城的戲走進校園，培養(yǎng)可能的傳承者。

這幾年，羅世民將口口相傳的戲譜一出出地寫了下來，手繪了封面，影印成冊。邱震宇拍攝了每出戲從扮相到演出的細節(jié)，存滿三個手機。工作之余，他仍保留著吹吹嗩吶、練練嗓的習慣。

邱震宇說，等他退休了，他一定會回到長峪城。“人回去，戲就回去了。”

在鄉(xiāng)愁的罅隙中，長峪城找到了它存在的方法。

元宵燈會里，還有許多年輕的面孔。一聽說今年正月長峪城村要“大辦一場”，他們紛紛從遠方回來，扭秧歌、跑竹馬、轉(zhuǎn)燈場、聽大戲。

長峪城的厚土，依舊是他們的搖籃。

（本報記者陳鐘昊

蔣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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