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學生研究大學生：我們為什么熬夜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大學生研究大學生：我們為什么熬夜

來源：中國青年報

一提起大二那年，中國人民大學2020級新聞學院本科生李一凡立刻回憶起無數個瘋狂熬夜的夜晚：一天的學習結束后，他會從晚上9點排練話劇至凌晨一兩點，“有的同學還會睡在劇團的沙發上”。隨著身體狀況瀕臨崩潰，李一凡意識到，自己的睡眠和健康仿佛被無形的手“剝奪”了。

該校2020級社會與人口學院本科生馬睿思也有類似的體驗，大學常常讓她有種“時間不夠用”的感覺，與高中相比，身邊每個人都越睡越晚。“高中忙，大家還能作息規律。現在到了大四，按理來說課業負擔最重的時候已經過去，但有時到了凌晨兩三點，宿舍還沒有一個人睡覺。”

今年的3月21日是第24個世界睡眠日。中國睡眠研究會近期發布的《2024中國居民睡眠健康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顯示，在參與調查的人群中，00后成熬夜主力軍，平均入睡時間為0:33；在參與調查的大學生群體中，52%的人在零點至凌晨兩點入睡，19%的人入睡時間晚于凌晨兩點。中國睡眠研究會理事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志力在解讀《白皮書》時談到，年輕人普遍面臨睡得晚、起得更晚等睡眠難題。

“日出不作，日落不息，大學生為何熬夜？”帶著這個疑惑，2021年，馬睿思、李一凡、雷顏旗和楊欣蓉4名00后大學生組建小組，參加了當年中國人民大學“創新杯”青年研究專項賽，他們的這項關于大學生熬夜的質性研究獲得了該專項組別的特等獎。

這群00后大學生試圖從時間社會學切入，解讀大學生熬夜的真實生活圖景。

你是哪種熬夜類型

研究中，小組成員共訪談了來自9所大學、21個不同專業的26名大學生（包含6名預訪談對象），每個人都有長期熬夜的習慣。

一名同濟大學工業設計專業的女生提到，設計類的專業作業要求有完整且較長的時間進行創作，白天的時間容易被課程、瑣事切割成碎片。“有時候會需要10個小時來完成一個大作業，課程安排和生活節奏導致白天很難去做連續性的創作，所以這類活動常常被安排到了晚上。”

這一熬夜類型被馬睿思歸納為“勞動型熬夜”。馬睿思總結了3種熬夜類型，分別是“勞動型”“自由型”和“虛無型”。

“勞動型熬夜”的同學往往是由于學習、工作任務沒有在白天完成，只能轉戰夜晚。對于他們而言，身體需求是可以“改造”和“干預”的，健康是可以“犧牲”的，比如通過喝咖啡讓自己保持清醒。一位經常熬夜學習的訪談者提到，“熬夜是用現在的健康交換未來”。馬睿思回憶，周圍有同學曾在期末周連續好幾天不睡覺，“他覺得要在期末用盡一切可能獲得最高的分數，即使要犧牲健康和睡眠”。

“自由型熬夜”則指向利用夜晚獲得對時間的掌控權。“有的訪談對象覺得，自己在白天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放松，晚上成為釋放壓力、創造生命體驗的時段，比如深夜去當兼職調酒師、排練話劇、去酒吧蹦迪。他們的不睡覺行為是在和傳統的時間安排作抗爭，爭取對時間的‘自主性’。”

“虛無型熬夜”和上述兩種不同，這類學生沒有要忙的事，不是生理性失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們會在一種虛無的心理狀態中消磨夜晚的時間。這類熬夜者不愿意睡覺，也跟他們感受到‘白天時間被剝奪’的‘不適感’有關。”馬睿思說。

“這3種類型的訪談對象常常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面臨‘時間荒’，覺得屬于自己的時間不夠。”馬睿思表示，在現實生活中，這3種熬夜類型可能會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熬夜，本質上是一個時間問題。”

熬夜背后的“時間荒”

武漢大學播音主持專業大三學生李欣發現，自從上大學后，很少在凌晨兩點前上床睡覺。第二天如果沒有課，一覺睡到中午是常態。

李欣熬夜有時是覺得精力沒消耗完，晚上不想睡；有時則是被迫熬夜。有一次，她在晚上12點接到實習單位領導的微信：“在嗎？”李欣沒有意識到接下來會發生什么，自然而然地回了一句“在”。這句回復讓她收獲了一個文件壓縮包，從夜里12點剪視頻到凌晨4點，“這類熬夜就會讓我特別痛苦”。

“我熬夜的心態就是：知道它是毒藥，卻還是忍不住喝。”李欣把自己熬夜的原因歸結于“自控力”不夠，無法在短時間內高效率地把事情做完。“如果能在白天就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就不會熬夜了。”

在進行研究設計時，李一凡和組員將“熬夜”界定為“在本應入睡的時間維持勉強清醒的一種常態化生活方式”，并試圖區分“主動熬夜”和“被動熬夜”，為此查閱了許多文獻。

但隨著團隊訪談的深入，他們逐漸發現這種區分沒有意義，“你無法判斷一個人為了工作熬夜到底算是主動還是被動”。

在后續的研究中，他們嘗試把每個個體的時間安排理解為“完全主動”。“每個人對自己生活的安排，在任何時候都具有決定權”。

李一凡畫了一個模型圖：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社會角色，每一種社會角色都會帶來一些事件，比如作為學生需要學習，作為子女可能需要照顧父母。“我們可以把這些事件想象成一些泡泡，這些泡泡彼此擠壓，分割生活中的時間。”

在李一凡看來，每個人都具有100%的主動權。熬夜就是不同社會角色相互擠壓著，把事情擠到晚上，而那些堅持熬夜的大學生，拒絕“戳破一部分泡泡”。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生活節奏加快。”馬睿思表示，研究發現，在社會加速的大背景下，外界環境、氛圍等也導致了時間的緊缺，壓縮甚至放棄睡眠成為大學生應對“時間荒”的手段之一。

年輕人往往認為自己有更多“健康資本”

訪談過程中，不止一個訪談對象告訴馬睿思，自己選擇熬夜，是因為在當下完成這件事的重要性大于熬夜帶來的危害，“熬夜可以給我帶來時間和效率”。

小組研究發現，每個人對于健康的感知與衡量是不同的。有同學看到健康信息后會反思“我真的不能再熬夜了，必須馬上調整”；有同學覺得看這些信息徒增壓力，“讓我的熬夜變得更痛苦”；還有同學試圖進行反駁：“有研究表明，睡眠紊亂提高心臟病發病幾率，是因為白天日照會影響心臟內部鈉和鉀的水平。那我白天在家睡覺不出門，不接收日照就好了。”

“有一些人熬夜，是因為對睡眠的知識了解不足，認為只要‘睡夠了’，幾點睡都無所謂。”馬睿思發現，年輕人往往認為自己有更多“健康資本”。

但李一凡已經深刻感受到了熬夜帶來的后果。大三最忙碌的一段時間，李一凡常常連續幾晚不睡覺，這導致他在一年內發了3次高燒，每次持續三四天，卻查不出具體的感染源。“我查資料時看到，連續幾天不睡覺容易讓身體爆發炎癥風暴。”

“熬完夜后，身體的感受是最真實的。”現在李一凡對于熬夜的認知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現在有一個底線：睡眠不能低于6個小時。因為我知道如果不這樣，說不定周末又要去醫院輸液了。我現在對時間安排有了更清醒的覺察。”

如何找回時間操控的自主性

獲獎后，小組被多次邀請分享成果。許多社會學研究領域的老師認為這個研究視角非常新穎——不再苛求每個人的時間管理能力與責任，而是反思為什么無法自主地操控時間，這種時間操控的自主性是如何一步步流失的，以及我們有沒有可能去重新找回這種自主性。

組員們還受邀去學校的學工處參與座談，基于研究為學校管理提出一些建議。當時他們提了兩個建議：一個是建議本科生宿舍晚上不斷電，另一個是建議浴室洗澡時間不設限。李一凡說，他們想打破學校規定的作息方式，“當一個主體受到的外來限制更少，可能會擁有更多的生活主動權，會覺得自己活得沒那么被動”。同時，那些選擇在熄燈后繼續學習的同學，能不再苦于尋找合適的自習場所，也可以減少夜間外出的風險。

去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綜合保障部官方公眾號“溫馨人大”發布推文，表示結合前期調研和公寓整修、電路改造等工作，本科生宿舍夜間將熄燈不斷電，即夜間統一熄燈但電源插座正常供電。馬睿思說，小組成員們都感到“驚喜”。

“做完研究后，我發現自己更愿意去思考為什么有這樣的時間安排，每件事情是什么樣的社會角色帶給我的。”李一凡發現，當人們充分覺察這些時，就會發現一些社會角色或活動離開自己也可以轉下去，沒有必要給他們分那么多時間。“你可以主動去操控自己的時間，再決定熬夜與否。”

“從社會學角度看，熬夜其實是青年在外界環境和內部價值觀雙重作用下的選擇，需要向外和向內進行‘協商’。”馬睿思說，做完研究后，她更能理解那些選擇熬夜的同齡人。

“如果要改變熬夜現狀，不僅需要強化青年對健康的感知，加強健康知識的科普，引導青年的價值選擇，可能還需要學校、企業等進行外部的調整，例如期末周的考試不要排期過緊，減少被迫熬夜的情況。”馬睿思說。

（應受訪者要求，李欣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余冰玥 沈杰群 實習生 劉怡君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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