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走進中國書房，感悟文明的力量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原標題：走進中國書房，感悟文明的力量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走進中國書房，感悟文明的力量

（ 2022-12-23 ） 稿件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人文漫筆

▲南宋 何筌 草堂客話圖冊頁（局部）

▲魯迅的書房兼臥室“老虎尾巴”。新華社資料片

本報記者劉小草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一篇人人耳熟能詳的《陋室銘》，將對書房的想象刻入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從劉禹錫的“陋室”到蒲松齡的“聊齋”，從杜甫的“草堂”到陸游的“老學庵”，從梁啟超的“飲冰室”到魯迅的“老虎尾巴”……讀書人的書齋從來都不僅是存放書籍、查閱資料、方便書寫的場所，而是著書立說、寄托情感、賡續文脈的精神空間。

隨著網絡、電子閱讀的普及，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擁有一間實體的書房已非必需。但在讀書人的精神角落，總有一片天地，是屬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

回顧今年的故宮博物院午門大展“照見天地心——中國書房的意與象”，讓人們有機會從午門出發，在書畫、器物、家具等展品中，回望、想象、走進中國書房，體會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

書房的意與象

書房，古稱書齋。書籍與房舍，構成了書房的實體存在。從僅可容膝的陋室草堂，到四庫充棟的皇家庭院，書齋可藏于市井，可隱于郊野，并無一定之規。但書齋作為集讀書學習、著書立說、明心見性于一體的文化空間，其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研究員張小李認為：中國傳統書房萌芽于先秦私塾，其范式在唐朝確立，并延續至后世。

清宮書房眾多，是古代書齋文化的集大成。展覽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搬”來的兩間乾隆書房——“五經萃室”和“香雪”的意象原狀。

“五經萃室”占地不足6平方米，是乾隆在昭仁殿后專門隔出的一間小書房，保存著他認為是岳飛之孫岳珂校刻的《易》《書》《詩》《禮》《春秋》五經。書房格局緊湊，上方懸掛著乾隆楷書的“五經萃室”匾，下方是一扇紫檀木嵌楠木髹漆的炕屏，刻有《五經萃室記》。炕屏前的楠木十六屜炕桌，為存放“五經”之處。可以想象乾隆當年盤腿坐于炕上，隨手從炕桌中取書翻閱的場景。

而步入東雁翅樓的“香雪”，則會沉浸在巨大的視覺震撼中——身邊是疊疊宣石，片片飛雪；虛擬的軒窗外，松竹梅凌霜傲雪。借助裸眼3D等現代科技手段，展覽中虛擬的實景還原了乾隆“香雪”書房獨特的審美趣味，營造了一個亦真亦幻的香雪海幻境。

“香雪”與一般意義上的書房大異其趣。書房內大量白色宣石堆疊成山，宣石山背后是通體青藍色背景的松竹梅花鳥貼落畫，窗外翠竹千竿。“香雪”室內，“梅花”元素反復出現：乾隆皇帝一生酷愛梅花，他曾多次到蘇州鄧尉山香雪海賞梅，也喜歡畫梅，熱衷于收集鑒賞著名的梅畫。他不僅常用梅花裝飾建筑、用品，而且喜愛用梅花作喻。這間書房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位于養性殿西耳房，是乾隆皇帝計劃歸政后頤養天年的一處私人空間。雖是書房，“香雪”卻并無藏書，在宣石、梅花的環繞中，可以自省內觀，任思緒放逐天地間。

乾隆皇帝于宮內外建有眾多的書房，有名的書房就有三希堂、長春書屋、抑齋等處。為何展覽偏偏選擇這兩間書房？

“回答這一問題，這就要回到展覽的題目‘照見天地心——中國書房的意與象’，書房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既是游方之內的，又是游方之外的。”策展人、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說，“三個展廳以三座書房為主線，串起整個書房的意與象。西雁翅樓即西展廳‘委懷琴書’，以‘五經萃室’書房來展示書房的根即文脈在于儒家五經。正殿‘正誼明道’單元，是以乾隆漱芳齋書房正誼明道來展示書房的價值在于‘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的修身養性與家國情懷。不過，‘正誼明道’書房，大家不易看出來，因為我們只用了‘正誼明道’這塊匾來表示，并沒有展示書房結構。東雁翅樓即東展廳‘結契霜雪’，以‘香雪’書房來展示書房的雅集，霜雪指梅花。梅花代表誠實，即孔子說的‘友諒’，古代文人常常把梅花比作朋友，‘結契霜雪’即與志同道合者為友，彼此相約，相聚于花園、山林，暢敘幽情，俯仰天地，孔子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正是雅集的目的。”

書房既是有形的，有藏書，有陳設；也是無形的，安住著讀書人豐富的精神世界。讀書人在書房中讀書、寫書、藏書，思考自我、社會和自然的關系。他們既可以“入世”，將個體命運與家國天下聯系在一起；也可以“出世”，走向審美的、廣闊的精神世界，與人、與天地相交流，與萬物化為一氣。

講書房，其實是為了講人。書房是如何被塑造的？王子林認為：“書房應當是古人的生活方式和哲學思想的體現。孟子說過‘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如果讀書人有了這種豁達的胸襟，就可以實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

《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古代讀書人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將個體命運與家國天下聯系在一起。

展覽的三個部分，分別對應著理解書房的不同角度。“委懷琴書”出自陶淵明詩句“弱齡寄世外，委懷在琴書”，陶淵明自認為十幾歲時就不再考慮世俗之事，將情懷寄托在琴與書上。這是書房之于文人最純粹的意義。第二部分“正誼明道”展現了書房“入世”的一面，展品如文天祥《行書上宏齋帖卷》、徐渭《行書晝錦堂》記軸、陳淳《行書岳陽樓記卷》等書畫作品，借名臣歐陽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的作品，抒發讀書人的家國情懷。第三部分“結契霜雪”，則走出書房的實體空間，關注文人間的交往聚會，再進一步走向廣闊的自然山川，與天地宇宙相交流。

展覽中有一張尺幅不大的小畫，頗具代表性——宋代何筌的《草堂客話圖冊頁》。畫中垂柳掩映，茅廬亭臺儼然。草廬中二人對坐攀談，右側庭中一人高臥。遠處一小童正放牧歸家，一派田園耕讀風光。王子林介紹，在策展階段，自己第一次看到這幅畫，就“馬上興奮起來”，“畫中草廬和亭子組合在一起，不就是‘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嗎？這不就是入世與出世的關系嗎？”“諸葛廬”即劉備三顧諸葛亮的“茅廬”，“子云亭”說的是文豪揚雄的讀書亭。二人都曾身居一隅而胸懷天下，也都經歷過“出世”和“入世”間的變化，詮釋了“仕”與“隱”兩種理想境界。

尋找“書房的根”

燈光點亮了北方七宿中的兩顆星。

展廳的第一個空間，屬于一張古老的星象圖。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晉書·天文志》記載，在古代的星象構圖中，東壁是藏書的地方，是天上的圖書府。

找到“書房的根”即書房的文脈，是書房展覽中最大的難點。除了故宮藏品特色，還要結合當代藝術作品，策展一年多，展覽大綱改稿20余次。

王子林說：“歷史上第一間書房、第一個圖書館，已難覓蹤跡，但我們的祖先充滿了智慧，他們把傳承文明的圖書館投射到了天上，使保存經典文獻的事業變成永恒，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抬頭望天，壁星永遠都在。壁星的光輝將照耀我們的古人建造更多的圖書館，只要天上的壁星在，我們的文明就在。這是星空給我們古人的啟示。”

所以天上有壁星，地上就有魯壁。“魯壁出書”的故事，見于《〈尚書〉序》的記載。西漢景帝三年（前154年），魯恭王劉馀在擴建王宮拆除孔子故宅時，發現墻壁中藏有《尚書》《禮》《論語》等儒家經典，傳為孔子第九代孫孔鮒為避秦焚書所藏，宋代陸游《晴窗讀書自勉》詩有“天全魯壁藏，不墮秦火虐”之句。如果說壁星是天上永恒的圖書館，魯壁就是文脈在人間綿延不絕的象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五經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也是古代文化的根，由壁星、魯壁，我們聯想到了紫禁城里的‘五經萃室’，于是產生了將壁星、魯壁與‘五經萃室’連為一線的展示設計靈感，即由壁星發出的光，照亮了紫禁城里的‘五經萃室’。”王子林指出：“從壁星到魯壁，說明書房的根在五經，五經是示天理正人心的經典。這條文脈，從天上一直延續到了紫禁城里，千年不斷，文脈得以永續。”

回顧書房的物質和精神史，可以見證這條文脈逐漸成型和發展的歷程。現存文物中，與書房相關的早期畫面，出現在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上，如《讀經圖》《拜謁圖》《講經圖》，畫中文士席地而坐，手捧簡牘，向高臺上尊者拜謁求教。在后世傳說中，也有不少關于私人讀書場所的記載。相傳戰國時張儀、蘇秦求學于鬼谷子的“游學洞”，屈原有“讀書洞”、司馬相如有“讀書窟”（長卿石室）的傳說。河南淮陽縣西南的“弦歌臺”，傳為孔子讀書處。山東鄄城的“陳臺”，相傳是曹植被貶出京后，讀書飲酒打發時光的地方。這些讀書場所一般選在僻靜清幽之地，避免外界紛擾。

早期的簡策帛書難以儲存運輸，有限的圖書集中于皇家，西周時期就有藏書機構“守藏室”，負責記載和保存文獻的官員被稱為“史”或“府”。傳說中老子曾任的“柱下史”一職，也是掌管皇家圖書館的官職。漢朝時，長安未央宮旁蓋有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三家皇室藏書閣。為了方便貯存，防火防潮，藏書室用石塊砌成，書籍用銅皮包裹，即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石室金匱”。

東漢文學家蔡邕藏書近萬卷，《后漢書》中記載，蔡文姬歸漢后，向曹操提及家中藏書，“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余篇耳”。可見父女皆是愛書之人。

隋唐時期，紙張在民間日常生活中逐漸普及，雕版印刷術的出現使得書籍的廣泛流通成為可能。而隨著科舉取仕的出現，文人階層迅速崛起，開始著書立說，書房藏書的需求增加。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陸文通先生墓表》中形容著作等身，稱“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唐代許多文獻中，都出現了文人在書齋中讀書、作畫、籌謀、著述的記載。有劉禹錫在陋室“調素琴，閱金經”；有白居易在廬山草堂“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也有悲慘如杜甫者，“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有研究統計，《全唐詩》中收錄反映書齋理趣的詩共計兩百余首，作者近百人，以書齋為中心的繪畫更是延續到后世。種種跡象證明，在唐代時，就已經在文人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成為文學、繪畫作品中重要的題材或意象。

書房：一種生活方式

“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幾案。”

大文豪歐陽修曾在《讀書》詩中直率地感嘆。

在書房內飽讀詩書，逐漸成為一種刻入讀書人骨髓的生活方式。

作為讀書人精神空間存在的書房，承載著主人的心性與志趣，故而文人墨客在為書房取名時，往往選用寓意深刻的詞句，并輔以表示空間的齋、堂、屋、居、室、庵、館、廬、軒、園、亭、洞等字眼。文人也多將文集以書房命名，如陸游《老學庵筆記》、趙孟頫《松雪齋集》等。

圖書的豐富催生了藏書業的興盛，收藏書籍尤其是珍本書，成為文人一大雅好。宋元明清幾代，私家藏書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階層，鄉紳、商賈乃至一般的讀書人家都開始出現藏書的習慣，藏書家人數劇增。如福建莆田藏書家方峻，其“白杜萬卷樓”藏書約在五萬卷以上，是宋代全國最大的藏書樓。到了清代，有明確史實記載、藏書達5000卷以上的藏書家已超過3000人，并涌現出“清代四大藏書家”。

南宋詞人周密在《齊東野語》中說，“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并專列《書籍之厄》一節，擔心書籍遭受“書厄”荼毒，可見藏書家對書的珍視。周密出身藏書世家，祖孫三世積累，靠著“具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余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種”。

李清照和丈夫趙明誠也是極愛書之人，在青州時曾有藏書樓“歸來堂”。二人愛書成癡，寧可“飯蔬衣練”也要購書，以至家中“幾案羅列，枕席枕籍”到處是書。靖康之難后，夫妻二人千挑萬選，帶著“書十五車”南奔逃難，沒能帶走的書籍盡遭洗劫。沒過幾年趙明誠去世，李清照又只身帶著大批書籍南下，一路走、一路丟，不是被掠走，就是被小偷鑿壁偷去，只留下丈夫所著的《金石錄》。她在《金石錄后序》里感嘆：“何得之艱失之易也。”人的命運與書之聚散，令人無限唏噓。

書房中也有不少趣聞。東漢時期的文學家王粲，博聞強識，卻有一個怪癖，喜歡聽驢叫。他去世時，曹丕參加葬禮，還令前往吊唁之人集體學驢叫。傳說他在家中專門建了一個“吟驢亭”，一邊讀書一邊聽驢叫。詩人陸游也曾調侃自己的書房，作《筑書巢》一文，稱書房“亂書圍之”，仿佛一團鳥窩，甚至有客人來訪時，想進進不來，進來了又出不去，左右為難，引為笑談。北宋名臣韓琦的書齋“晝錦堂”建成時，差人請好友歐陽修寫記。歐陽修閉門擬稿，一揮而就，當即送與韓琦。可到了晚上反復琢磨，又覺得起句“仕宦至將相，錦衣歸故鄉”太平，馬上差人快馬追趕，一定要把那不甚滿意的初稿追回，補上兩個“而”字。

可見，文人的書房生活并非只有埋首書海，而是相當富有情趣的。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他在解釋其緣由時說：“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把詩書、金石鑒藏與下棋喝酒等日常娛樂并列。周密的父親周晉在《清平樂》中記錄過自己的書齋生活：“圖書一室，香暖垂簾密。花滿翠壺熏研席。睡覺滿窗晴日。手寒不了殘棋。篝香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在滿室圖書中考據金石、品香插花，又可飲酒作詩、觀梅賞雪，自成一方天地，何樂而不為？類似的還有清代大學者錢謙益，《藏書紀事詩》中記錄他在書齋“懷古堂”中過得豐富多彩：“明窗柒幾，丹黃校勘，似陸龜蒙；蒲團若碗，棲心釋梵，似白樂天；歸池潑墨，淋漓絹素，似米元章；鐘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別款式，似趙明誠；而忍辱不較，閹戶自守，又似管幼安。”

明清時期是書齋史上的鼎盛期，文人學士建造了大量風格各異的書齋。簡樸如歸有光的“項脊軒”，年久失修，空間狹小，卻有“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的景致；雅致如張岱的“梅花書屋”“不二齋”，種花壘石，景色宜人，主人終日坐臥其間，“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

明代文人關注日常生活，熱衷于將對美的要求訴諸文字，特別關注“雅俗”之辨。相應的，明代中晚期出現了一批專門探討書房陳設、審美的文章。明代戲曲家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書房“宜簡不宜繁”，要有“高雅絕俗之趣”。明代文人高濂的養生雜談《遵生八箋》中，專列《高子書齋說》一則，認為“書齋宜明清，不可太敞”，并一一羅列盆景、家具、文具、架上圖書該如何擺放，甚至列出70多種書房必備藏書。文征明曾孫文震亨的《長物志》一書，可謂晚明生活美學的集大成之作，沈津為《長物志》寫序說：“幾榻有變，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貴其精而便，簡而裁，巧而自然也。”書中對書房的選址、環境、內外陳設，甚至筆筒、硯山等器物都有細致入微的要求。“長物”即身外之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書房并非生活必需品，卻具備豐富的審美價值、精神意涵。

書房的革命

作家馮驥才在一篇題為《書房的革命》的文章中提到：“近百年來書房的革命更劇烈、更全面、更深刻，如改天換地一般。”

他總結，百年來，中國書房的第一次“革命”發生在五四時期：文體由文言變為白話，工具由毛筆換成鋼筆，文字排列由豎到橫，由左至右；印刷工具由木版刻印改為石印，再變為膠印；洋裝書漸漸替代了線裝書，書架的樣式和放書的方式也完全發生了改變。

循著這一思路，讓我們把目光轉向20世紀初。對當時的讀書人而言，書房不已再是藏書讀書、靜態內觀之所，而是新思想萌芽、時代風云匯聚之地。事實上，隨著現代印刷術的發展，報章雜志的普及，革命的火種從一間間書房中燃起，在中華大地掀起一片燎原之火。書房千百年來逐漸凝固的美學內涵也為之一變。

書房經歷自身“革命”的同時，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書房里的變革也在深刻影響著中國。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提起近代中國書房，繞不開梁啟超的“飲冰室”書齋。“飲冰”語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梁啟超自謂“內熱”，始終滿懷報國的赤子之心，以“飲冰”自解。在飲冰室，他以筆為槌，敲響了振聾發聵的時代戰鼓。

1913年底，梁啟超在天津意租界買下地皮，自己親自設計圖紙，建起一幢兩層樓房，一樓臨窗一間辟作書齋。1924年，他又請來意大利建筑師白羅尼歐，建起一幢兩層小洋樓，即現存的“飲冰室”書齋。

步入“飲冰室”，四壁書柜頂天立地，藏書量驚人，共有藏書刻本、抄本共3470種、41819冊，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私人信札等。作為愛書藏書之人，梁啟超曾提出要建立“中國的圖書館學”，但未能如愿施行。

正是在這里，晚年的梁啟超潛心思考中國社會走向，專注著書立說和講學。文化名流如嚴復、張伯苓、胡適、梁漱溟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跡。在這里，他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重要學術著作。直到病逝前，他的案頭還擺放著未完成的《辛稼軒先生年譜》。

“走進黑漆的大門，經過點綴著兩三棵棗樹之類的不很寬大的院子，朝南就是三開間，特別的卻是當中的一間后面還緊接著像上海普通的亭子間大小的一間房子，那就是……‘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記錄的這間“老虎尾巴”，位于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是魯迅在北京的最后一處居所。

魯迅曾向人介紹：“在房子的后面搭出一間平頂的灰棚，北京叫做老虎尾巴。這是房子中最便宜的一種。”作家許欽文、李霽野、孫伏園等都曾饒有興味地描述過“老虎尾巴”的盛況：屋北面是兩扇玻璃窗，光線充足，窗下是一張由兩條長凳架著兩塊木板拼成的床，床上放著兩個枕頭，枕面分別繡有“臥游”“安睡”字樣，為許廣平的繡品；緊靠東墻的書桌上，擺放著硯臺、金不換毛筆、茶杯、煙灰缸、煤油燈，室內還有一張茶幾，兩張木椅。窗外，就是名篇《秋夜》中那兩株棗樹的所在地。后來，因陳西瀅等人罵魯迅是“學匪”，他索性將此屋改名為“綠林書屋”，以示反擊。

這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可謂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書房。在這里，為了喚醒沉睡在舊時代的同胞們，魯迅斗志昂揚，筆耕不輟，寫下了《野草》《彷徨》《華蓋集》《朝花夕拾》中的大部分作品。

1920年，一位身著長衫的中年人，帶著行李搬入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一幢磚木結構的老式兩層石庫門住宅。

這位中年人就是陳獨秀，隨他一同遷入的還有《新青年》編輯部。這里是他的住所、書房，也是工作地。同年6月，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此成立。

在風云激蕩的上世紀20年代，這里曾是許多重要歷史人物的聚合點：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翻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的李漢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俞秀松、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以及年輕的毛澤東……

一樓客堂間里，擺著一把皮面靠背搖椅，陳獨秀是就坐在此處，接待絡繹不絕的來訪者的，以至于不得不在小黑板上寫下“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的句子。

1920年夏，27歲的毛澤東來到老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討論馬克思主義和湖南改造等問題。多年后，毛澤東在陜北窯洞里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李達、王會悟夫婦也是在這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在老漁陽里2號二樓小小的亭子間，夫妻二人通宵達旦，撰寫稿件、校對刊印，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刊——《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大旗，闡明共產黨的基本主張。

這一間間書房，無疑是近現代中國思想最為活躍的地方。它們承載著新青年們的朝氣與夢想，見證著覺醒年代的先行者們如何披荊斬棘，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屬于中國的道路。

百年風云際會。隨著科技發展，紙質出版物日漸式微，閱讀、寫作、傳播的形式，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書房甚至“白紙黑字”都不再是必需品，我們的精神生活又將安放于何處？

在一篇題為《移動的書房》的文章中，作家馮驥才迎來了又一次書房“革命”：這一次，iPad是他“流動的書桌”，汽車和飛機是他“移動的書房”。

他捫心自問：“我的書房書桌，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書房書桌了吧？”

“不不，應該說，它們僅僅是我的書房和書桌的一種延伸，也是一種開創。我的‘心居’，仍是我心之所居。一切往日情景，今日依然都在。或曰：今日之枝，乃出于往日之木也。”他自答道。

參考文獻：朱亞夫、王明洪《書齋文化》

張小李《書房簡史》

王明洪《明清時期的書齋文化》

劉超《北宋文人士大夫日常書齋生活與尚意書風——以歐陽修為中心展開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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