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清江邊的新故事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江西省樟樹市國字山戰國墓葬等六個考古項目入選。國字山戰國墓葬的發掘，對研究該區域“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筑衛城旁的小山頭發現了大墓葬

贛江，江西人的母親河。贛江從武夷山西麓發源，一路北上匯集大小河流，注入鄱陽湖中。贛江下游流經一座叫樟樹的城市，贛江一級支流、江西西部的主要河流袁河在這里注入贛江，兩江交匯、江水寬闊而清澈，揭示了這座城市曾被命名為“清江”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清江縣改為樟樹市。

“清江匯雙流，驛道連閩楚”，便利的水陸交通使樟樹成為聞名全國的藥市，當地人有一句豪言壯語：“藥不到樟樹不齊，藥不過樟樹不靈。”除了藥市這張名片外，樟樹還有一張并不為外人熟知的名片——筑衛城遺址。1947年，江西考古先驅饒惠元對筑衛城遺址的調查“揭開了江西田野調查的序幕”。

當年饒惠元在筑衛城遺址附近發現了27處古文化遺址，其中在筑衛城遺址西邊發現了一處國字山遺址，誰能想到在這座高度只有兩百米的小山頭中，竟隱藏了一個戰國高等級墓葬。國字山墓藏與國字山遺址不過只有兩字之差，但卻花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明確遺址的文化內涵。

國字山發現墓葬，還要追溯到八九年前。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當地村民發現有形跡可疑的人常在國字山上出沒，疑心這些人會不會是在山上盜墓，于是向有關部門反映了此事。考古工作者來到現場后，果然發現了盜洞，確認這里是一處大型墓葬。

在經過周密的前期工作后，2017年，國家文物局批準對國字山墓葬進行考古發掘，目前發掘工作已經進入尾聲。許多讀者在認識一個考古新發現時，會首先關注它發現了哪些珍貴文物，這只是考古新發現的成果之一，考古工作者關心在整個考古過程中收集的多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對于判斷遺址的性質與追索遺址的文化內涵至關重要。

考古工作者認為國字山墓葬是一座戰國中期墓葬，它的結構和出土文物均說明墓主的身份是一位貴族。國字山墓葬被一圈長方形的巨大圍溝包圍，所謂“圍溝”就是墓葬四周的壕溝，是用來界定墓葬范圍的一種方式，考古工作者發現帶有圍溝的墓葬一般來說等級較高。判斷古代墓葬等級有一系列指標，如周代等級越高的墓葬使用的墓道數量也越多，一條墓道者被稱為“甲字形墓”，兩條墓道者被稱為“中字形墓”，四條墓道者被稱為“亞字形墓”。國字山墓葬是“中字形墓”，主墓道在墓室東邊，也就是靠近筑衛城的方向。

墓道連接著墓室，墓室將槨室包圍在內，槨室長約13.5米，寬約11.4米，高約2米。這座全部由楠木打造而成的槨室被整齊分割成了25個小區域，槨室中央是墓主人的船形獨木棺。船棺葬是一種獨特的葬俗，這種習俗將葬具制作成船的模樣，顯示船在當地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暗示了其生活的環境與江河乃至海洋有密切關系。在我國南方的福建、江西、廣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東南亞都發現了船棺葬的遺跡，從我國地域文化的角度來說，百越文化、巴蜀文化與船棺葬的風俗關聯性高。

出土文物與越王勾踐的后代有關

國字山墓葬槨室中共發現七具棺木，除了主棺外，還有六具陪葬棺，可惜因為盜擾失去了原本位置的信息。考古工作者在槨室中清理出了2600余件套文物，包括漆木器、金屬器、陶瓷器、玉石器等。在眾多文物中，有兩件看上去并不很精致的銅戈卻獲得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關注，因為這兩件銅戈上有銘文，銘文中包含了可以從史料中追索的名字。

經過考古工作者的考證，可以確認這兩件戈分屬兩人，一人名曰翳，一人名曰□壽。需要解釋的是，□表示該字為何尚未有一致意見，考證銘文的浙江大學教授曹錦炎，告訴筆者壽前一字構形似“不”又似“ ”，很難隸釋，他在有關文章中暫寫作“不（？）壽”。

翳和□壽都非尋常百姓，而是那位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的后代。勾踐忍辱負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積蓄力量，抓住有利時機，于公元前473年攻滅吳國，昔日不可一世的勝者吳王夫差成了階下囚，勾踐獨霸一方。那么，越國在勾踐之后發生了什么呢？

勾踐之后繼任越王的是鼫與，再之后是不壽、翁、翳，也就是說翳是勾踐的玄孫，他在位的時間是公元前411年至公元前376年。記錄古代吳越地方歷史的《越絕書》在提到勾踐后面的幾位越王時，都以“時霸”二字來扼要概括其成就，也就是說自勾踐到翳的近一百年時間中，越國維持了一方霸主的地位，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

為了北上爭霸，勾踐在滅吳之后曾遷都瑯琊，而在翳為越王時，又將都城從瑯琊遷到了吳也就是蘇州。關于翳為何突然遷都，迄今尚無定論，有學者認為是越國與楚國的關系惡化，將都城回遷南方是為了防范楚國，也有學者認為是越國內部出現了不穩定的因素。從銅戈銘文中，可以知道□壽是翳的一位“大子”，即“太子”，但他沒能成為越王。翳最終為另一位太子諸咎所殺，□壽也在這次變故中喪生。

雖然尚無法確定國字山墓葬主人的具體身份，甚至有可能永遠無法追索出他的名字，但推測應當是越國王室貴族，與翳、□壽有密切關系。

國字山墓葬出土了不少樂器，有鐘、鼓、琴、瑟、箏，還有編鐘架、鼓座等樂器配件，其中瑟裝飾有繁復精美的紋飾，而箏長達2.3米，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先秦時期最長的一件箏，這些發現對于研究越國的禮樂制度、中國古代音樂史都具有重要價值。

國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還有一件青銅跽坐人形鐓頗受關注，這是鳩杖的一部分。鳩杖可以是權力的象征，漢代還曾將鳩杖賜給德高望重的老者，這些老者負有推廣教化的義務。完整的鳩杖由杖身、杖首、杖鐓三部分組成，杖首裝飾鳩鳥。這件文物的特別之處在于將杖鐓做成了跽坐的人的模樣。浙江省博物館收藏了1970年出土于浙江湖州吳興的一件十分類似的戰國鳩杖人形鐓，這件文物刻畫出的人的形象具有“斷發文身”的特點，正是古越人的古老風俗。

多重文化交匯印證東周江西“吳頭楚尾”格局

國字山墓葬體現了多重文化內涵，為該區域“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的探索提供了證據。它既有本地文化的內涵、百越文化的內涵，又有楚文化的內涵，國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以漆木器為大宗，裝飾特點明顯具有楚文化色彩，還有群舒文化的內涵。西周時期，江淮之間有一個舒國，進入春秋，舒國逐漸析出舒庸、舒龍等小國，合稱“群舒”，群舒夾在楚國與吳國之間，最終為楚國所吞并，群舒制作的青銅器有自己的特點，是群舒文化的主要內涵。

前人論述東周時期江西的政治地理格局，常以“吳頭楚尾”四個字概括。這一時期，南方最有實力的三個大國是楚國、吳國與越國，恰如《江西通史·先秦卷》所言，江西“正處于這三個諸侯國疆域的交接地帶，是它們相互爭奪、輾轉角逐極為激烈的地區，所以，雖然贛鄱地區始終未能成為某一諸侯國的中心所在，但此一時期也并非平靜，同樣卷入了當時歷史的漩渦”。要厘清這一時期楚國、吳國、越國在江西的勢力范圍，史書總是語焉不詳，而考古能提供不可多得的信息。國字山墓葬的發現也許表明越國滅吳后西進到了江西中部。

整理江西歷史上與越國、楚國有關的記憶時，有這樣一則傳奇。越國素以善鑄寶劍等冷兵器而著稱，鑄劍大師歐冶子就是越國人，他與弟子干將為楚王鑄造了三把絕世寶劍，它們的名字日后經常出現在武俠小說中，一曰龍泉（本為龍淵，為避唐高祖李淵名諱，改淵為泉），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到了西晉年間，名臣張華與友人雷煥登高樓觀天象，發現斗星和牛星之間紫氣充盈，雷煥解讀出這紫氣是“寶劍之精，上徹于天”，恰好張華渴求一把寶劍隨身攜帶，他請雷煥與他一道去尋劍。雷煥來到一個叫豐城的地方，在一座監獄的地基下，覓得一個石函，打開一看，正是龍泉和泰阿兩把寶劍，當晚斗星和牛星之間的紫氣就不見了。唐代才子王勃在千古流傳的《滕王閣序》中有“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說的就是此事。贛江在流經樟樹后，下一個到達的城市就是豐城。

考古工作者發掘國字山墓葬之初，眼光就已望向了更遠的地方。國字山東邊三百米就是筑衛城遺址。新中國成立后，對筑衛城遺址進行了三次發掘，對于該遺址的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該遺址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東周時代，遺址之中發現了城池的痕跡，但對于城池的詳細情況還缺乏足夠了解。筑衛城的意義還不止于此，考古工作者認為“筑衛城周邊存在一系列與之時代相近，密切關聯的遺存。筑衛城以其巍峨的氣勢，龐大的體量成為這些遺存的統領性遺存，占據著中心地位”，對筑衛城附屬性遺存國字山墓葬的深入研究，也許將成為解開筑衛城之謎的一把鑰匙。

樟樹所在的清江盆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現的吳城遺址，打破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帶給我們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驚喜，那些堪與三星堆媲美的奇異的青銅器讓人目眩神迷，今天國字山墓葬又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新故事，明天它還會帶來怎樣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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