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東岳觀 | 左宗棠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山東頻道

原標題：東岳觀 | 左宗棠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山東頻道

晚清重臣湖南湘陰人左宗棠，是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功勛蓋世的人物，為中華民族留下巨大的精神財富。

（一）

就是這樣一位重磅歷史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社會上對他了解不多，研究者不敢問津。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史學界才開始對他研究。

1982年，王震同志在《紅旗》雜志第二期發表《學習歷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文章，對左宗棠捍衛主權、領土，維護國家統一，抵抗英帝、沙俄對我國擴張的巨大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1983年8月，王震同志又發表關于左宗棠的談話：“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林則徐和左宗棠都是愛國者，對中華民族都有貢獻”。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報》以《左宗棠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歷史上閃光》為題，全文登載了王震同志的談話。

1984年11月，“全國首屆左宗棠歷史評價學術討論會”在蘇州大學召開,對左宗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84 年12 月10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這次會議時說：“在中國人民反對侵略，保衛祖國的豐碑上理應鐫刻上左宗棠的名字。”1985年11月，“全國左宗棠研究學術討論會”在長沙召開，研討會探討的內容更寬，研究的問題更深，認識更統一，對左宗棠的評價更高了。

兩次全國規模的學術研討會，掀起了國史學界研究左宗棠的高潮。發表的論文、出版的學術專著，如雨后春筍，收獲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1983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確定《左宗棠全集》為第一批規劃出版項目，指定由湖南社科院組織出版，歷時13年完成了15巨冊、770萬字的《左宗棠全集》的編輯工作，于1996年出版。現任國家清史編委會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原館長楊東渠教授，1985年出版《左宗棠評傳》，王震同志閱后，親筆寫信給他，給予高度評價和鼓勵。

（二）

隨著研究的深入細化，人們才看到左宗棠對于我們國家和民族，在諸多方面厥功甚偉。

他不是國家工業部長，卻在福建、陜甘、新疆、兩江辦起福州船政局及其馬尾造船廠、西安機器局、甘肅制造局、蘭州機器制呢局、烏魯木齊火藥局、徐州利國驛煤鐵礦等，并在肅州、新疆庫爾勒嘗試采礦挖金；他本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積極倡導和開展富國強兵的自主洋務運動。用洋人而不為洋人所用，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不僅奠定了中國近代海軍的根基而被稱為“中國近代海軍之父”，而且開拓和發展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

他不是國家水利部長，卻在西北、北京、浙江、兩江組織軍民修整了大小河流8條，大小水渠230多條，流經近萬里，在哈密，吐魯番組織開鑿“坎兒井”185道。

他不是國家農業部長，卻在西北組織實施軍屯、民屯，大面積開墾荒地，種植棉花、推廣種植南方水稻，教授栽桑、養蠶、繅絲、織布。使新疆形成的種植水稻、棉花的習慣，延續至今。

他不是國家交通部長，卻在西北組織西征軍和民眾修筑的道路不下5000里。

他不是國家林業部長，卻在西北道路兩旁、河渠兩岸等處栽植的樹木延綿六、七千里。“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這首贊美開發大西北的先驅左宗棠的詩句，至今仍膾炙人口。

他不是國家教育部長，卻自掏腰包先后辦起福州正誼堂書局、漢口崇文書局、西安關中書局、新疆迪化書局、西寧尊經書局，還有隨軍“流動刻書局”。印發各類圖書，不計其數，僅在西北刻印發行的各類書籍就有萬部以上。左宗棠在西北十四年，累計廣建義校320余所，義塾學堂37所，修繕、新建書院32所。以搶救戰亂中的中華文化典籍，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特別是他以“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左宗棠全集》·書信二）的報國精神，堅決捍衛了國家、民族領土主權的完整，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在晚清國家處于被西方列強侵占瓜分的危局之時，他以無畏不屈的骨氣和勇氣，“鋒穎凜凜向敵”（《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力排眾議，反擊外敵入侵，克服今人無法想象的艱難困苦，率軍西征收復了淪陷13年之久，占國土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新疆，成為自漢、唐以后對祖國疆土貢獻最大的英雄。

風燭殘年，他又抱病請纓，臨危赴閩，督師抗法保臺，粉碎了法軍占領臺灣的企圖。海戰連捷，他又主導取得了廣西中越邊境，抗擊入侵法軍的勝利。

晚清抗擊外敵入侵幾次大的戰役中，唯獨取得全勝的是收復新疆和抗擊法軍入侵兩場戰役，主帥都是左宗棠。以致史家將他與韓信、李靖、岳飛，并稱為中國歷史上四位常勝軍事統帥（李少陵《左宗棠故事新編》，轉見臺北影印本《左宗棠傳記資料》（一））。在這兩場戰役進行中，他先后五上奏折，促成了新疆建省，又奏請臺灣建省，才從根本上確保了這兩片國土不再被淪陷、分裂，永固中華版圖。

左宗棠對中華民族的不世之功，使他不僅成為中國的著名英雄，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人貝爾斯(Bales·w·L)、日本人西田保都先后為他著書立傳。1944年抗戰期間，反法西斯同盟國美國時任副總統華萊士(WaIIace·H·A)訪華路過蘭州時說：“左宗棠是近百年來世界偉大人物之一，他將中國人的視野擴展到俄羅斯，到整個世界……”“我對他抱有崇高敬意”（轉引自華中師大圖書館編：海外資料《左宗棠專輯》）。美國《新聞周刊》，于公元紀年第二個千年(2000年)到來的前一天，1999年12月31日（周五)刊登了標題為《胡桃殼里看千年》的文章，介紹了“千年來最讓人記得的40位世界人物”。其中，中國有3位：毛澤東、成吉思汗、左宗棠。

左宗棠的功績、思想、精神、品格、表現，近些年來越來越被國家、社會認知。主流媒體對他的宣傳推介越來越頻繁。

2016年4月9日，《光明日報》刊登國家清史編委會專家、人民大學教授楊東梁的長文《“千秋獨有左文襄”：歷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績》。2017年6月20日開始，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連續三年掛播由楊東梁指導攝制的左宗棠專題紀錄片《天地正氣 家國情懷》。

2017年6月21日，湖南衛視國際頻道同步向全世界77個有華語頻道的國家播出專題片《湖南人的精神》，其中主要內容介紹的是左宗棠精神，因為左宗棠的精神是湖南人的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

2020年天津衛視、央視九頻道分別播出由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組織拍攝的5集大型人文電視紀錄片《趕大營》，前3集對左宗棠作了重點介紹。

2021年1月央視一頻道播出8集大型紀錄片《中國新疆之歷史印記》，宣傳介紹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功績。

2021年8月5日至9月5日，《人民日報》客戶端、人民網、“東岳客”同時連續32天，連載軍旅作家陳明福所著的《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兒》。

2022年1月，央視四頻道播出了系列視頻《史活新疆》第57集《左宗棠收復新疆》。

2022年3月11日，《人民日報》客戶端等媒體發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人民日報社山東分社社長徐錦庚的建議《大力弘揚左宗棠的愛國主義情操》。

當然，左宗棠如同其他任何歷史人物一樣，由于受當時歷史時代和本人思想認識的種種局限，不是“完人”，也不是沒有過錯，這是毋庸諱言的。但瑕不掩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透視左宗棠的一生，審視他的歷史貢獻，他是一位在總體上順應和促推近代化歷史潮流發展的英雄人物。

(三)

左宗棠，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對中華民族和我們國家貢獻極大的英雄人物。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英雄的民族。為了發揚中華民族敬重英雄、學習英雄、爭當英雄的光榮傳統，以造就無數勇赴國難，振興中華的英雄，很有必要從國家和民族的層面上，對左宗棠給予準確的歷史定位。

我作為左宗棠及其文化的研究者之一，建議給左宗棠的歷史定位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理由是：

如果定位左宗棠為“民族英雄”，雖至今權威的歷史和政治教材沒有公開這樣表述過，但應該不會有大異議。不過，同屬民族英雄的人物，其功績貢獻，精神價值，比較而言，差距甚大。譬如：與左宗棠同時代的關天培、馮子材等，都是歷史教科書中公認的“民族英雄”。然而，其功績、價值等，與左宗棠都無法相比。由此可見，即使定左宗棠為“民族英雄”，也不能概括左宗棠的功績貢獻和精神價值。

如果定左宗棠為“人民英雄”，根據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不無充分理由。碑文是毛澤東主席寫就，周恩來總理書寫的：“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左宗棠為捍衛我們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為收復新疆和抗法保臺舍生忘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當然屬于碑文規定的人民英雄的范疇。即使定位為“人民英雄”，他也只是眾多人民英雄中的一員，同樣不足以概括他的杰出功績和英雄價值。

在眾多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中，能夠稱得上“中華民族的脊梁”的，只是鳳毛麟角。

所謂“中華民族的脊梁”，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里，經歷激蕩洪流和洶湧波濤而堅韌不拔的中流砥柱，是為民族為國家起中堅作用的人。

左宗棠夠不夠得上這個“定位”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除上述他的蓋世功績，非凡才能、超人膽識和巨大作用之外，還具備以下作為民族脊梁的條件。

一是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這主要表現在他對待一切重大事件敏銳的政治眼光上；表現在他每次戰后，迅速轉入善后建設的卓著成效上，包括安撫難民、賑災救濟、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整飭吏治、敦教勸學等；表現在他“師夷長技以治夷”，積極開展用洋人而不被洋人所用的獨立自主的洋務運動，引進科技，培養人才，開拓和發展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上；表現在他五上奏折促成新疆建省，并為新疆建省提前從各方面做準備、打基礎上；表現在他赴閩抗法保臺中，奏請將福建巡撫移駐臺灣改為臺灣巡撫，最終促成臺灣建省上；表現在他“清勤奉職”，“重民”、“保民”“利民”的“善政恤民”上；表現在他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養人才，教化人文，純化民風，增強中華各民族的凝聚團結，實現長治久安上；表現在他調整清政府對少數民族歧視、抑制的民族政策，實行“不論漢、回，只辨良、匪，以期解紛釋怨，共樂升平”(《左宗棠全集》岳麓書社1996年版《奏稿》三，第423頁）和“無論漢、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業”(《左宗棠全集》·《札件》371頁)的民族政策上。

二是足智多謀的軍事家。這是眾所公認的。他從任湖南巡撫幕僚起，襄助曾國藩創建湘軍，繼而獨建楚軍，戎馬半生，轉戰大半個中國，善于用兵，多謀善斷，戰功卓著。在建軍方面，他提出“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將”，“治兵莫要于選將”（《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在治軍方面，他強調嚴格訓練，嚴明紀律，提出“訓練”二字不可“偏廢”，堅持“用兵之道，紀律為先”（《左宗棠全集·奏稿九》）。在作戰指揮上，他“于軍情、賊勢、地形刻意講求”（《左宗棠全集·奏稿一》），他認為正確的作戰方針，穩慎進取，常常能克敵制性。他提出的“避長圍，防后路”（《左宗棠全集·奏稿一》），“緩進急戰，慎以圖之”，“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左宗棠全集》·書信三),“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左宗棠全集》·書信三）等戰略戰術思想和主張，在中國近代戰爭史上譜出了出彩的篇章。

他率部西征收復新疆時，國庫空虛，糧餉奇缺；沒有精兵良將，只有臨時調自九省的十四支派別林立，參差不齊的“烏合之眾”，且裝備落后；西征路途遙遠艱險。面對這些無法想象的困難，清政府束手無策。主要靠左宗棠的智謀逐一化解，使收復新疆之役得以順利，勢如破竹。所有這些都仗賴于左宗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當時輿論認為這樣大的戰績，“乃周秦漢唐所未有”。有一次，曾國藩與常州呂庭芷侍讀談論時曾問：“你對左宗棠怎么看？平心論之。”呂答：“他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竊謂左公之所為，今日朝廷無兩矣。”曾擊案對曰：“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為之繼之。君謂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美國《世界日報》茂怡《曾左君子之爭》）。

三是總攬全局的戰略家。左宗棠認為，治國“不獨在猛戰，而在方略處置為遠大之謀”（《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在內憂外患的晚清，左宗棠總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全局上謀事干事。凡在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關頭，他總是出“遠大之謀”，干利國利民的大事，僅舉幾例。

辦船政奠定海軍根基。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他就敏銳地意識到：面對列強的入侵，除有傳統強大的陸軍外，必須盡快發展強大的海軍，堅持“海防、塞防并重”。1866年平息太平軍后，他立即連上奏折說服清政府同意，馬上組建福州船政局，建設馬尾造船廠，設立船政學堂，招聘西方發達國家技術人員，學造堅船利炮，培養海洋和海軍人才，使之成為近代海軍的根基和搖籃。

力主收復新疆。在事關淪陷13年之久的新疆是否從入侵者手中收回的歷史上有名的“海防”與“塞防”之爭中，以李鴻章為首的大部分朝臣、督、撫大員，極力主張放棄新疆“不毛之地”。左宗棠力排眾議，于1875年4月12日上了一道約五千言的奏折，詳細論述收復新疆的必要性，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全集》·奏稿六）。

他在這份奏折中說：“重新疆者，得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非特陜、甘、山西各邊，時慮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六）。

針對李鴻章的主張，他反駁說：“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于海防未必有益，于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國必不至構釁于東南”《《左宗棠全集》·奏稿六)。

左宗棠深刻闡明了“海防”與“塞防”的利害相關，一方失利都會牽動戰略全局。如果一味妥讓，示人以弱，將更會激起列強的侵吞欲望。只有堅決收回新疆，振我國威，英、俄未能得逞，才會達到“各國必不致構釁于東南”的戰略目的。

所幸清政府采納了左宗棠的建議，使左宗棠得以將其戰略目標付諸實施，收回了新疆。即使今天來看，左宗棠關于穩西北衛東南的“兩防”觀點，仍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超前謀劃抗法保臺。左宗棠以戰略家的眼光，很早就十分關注、重視臺灣和廣西中越邊境的局勢。同治二年（1863），他任閩浙總督時，就指出臺灣地理位置的重要：臺灣是東南的一把鑰匙，身系沿海數省安全。他任兩江總督時，法國侵略者加快侵占越南的步伐，他早就看出其凱覦我國西南的意圖，判斷法軍很快就會從陸、海兩線攻擊中國，于光緒九年（1883）三月三十上了《籌辦海防會商布置機宜片》：“竊謂和局可暫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戰，乃意中必有之事”。為防法軍進攻，他一邊部署長江口防務，一邊關注西南邊境局勢。當戰火逼近中國邊境時，他不顧左眼疼痛近乎失明，奏請赴廣西前線督師抗法未批準時，即組織一支由愛將王德榜統帥的“恪靖定邊軍”，開赴廣西中越邊境，以防御法軍進攻，其武器裝備、軍費開支均由他籌措解決。

1884年農歷七月初三，法軍突襲福建水師致全軍覆沒，清政府被迫對法宣戰。左宗棠抱病請纓，赴閩抗法保臺，統籌福建、廣西兩線作戰。由于他的先見之明，一年前他組建并派往廣西邊境的“恪靖定邊軍”，在他的運籌指揮下，抄了入侵法軍后路，與馮子材合擊法軍，取得了震驚中外的鎮南關一諒山大捷，使中法戰爭以中國勝利結束。

借洋款收新疆。左宗棠統兵西征收復新疆時，國庫空虛不能如額撥款，各省“協餉”，款難到位。被逼無奈的左宗棠，只好說服清政府，批準他籌借洋款。不少朝臣、督、撫大員極力反對、攻擊、譏諷，甚至漫罵。說借錢打仗不合算，是“飲鴆止渴”。為了收復新疆，左宗棠義無反顧，頂著壓力和罵名，先后五次從外國銀行借白銀1950萬兩。付出這個代價，但收復了166.6萬平方公里的新疆。收回新疆的影響、意義、作用、價值，是1950萬兩白銀根本無法比擬的。當時，只有左宗棠這樣的大戰略家，才有這樣長遠的戰略眼光和膽略決心。

四是勇于犧牲的無私者。左宗棠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一輩子清正廉潔。清朝檔案文件《國史本傳》記載：他“廉不言貧，勤不言勞”。他廉潔到使家里到了貧困的程度；勤政為民，使自己到了疲憊不堪的境地。逝世時“內無余帛，外無贏財”。家里沒有多余的衣服，外面沒有剩余的錢財。據民國初期著名史學家秦翰才著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書記載：左宗棠為賑災救助、地方義舉等，捐出了他的俸祿廉銀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

特別是在西北形勢岌岌可危時，他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毅然承擔了收復新疆的重任。當時在軍隊、裝備、糧餉、運輸等方面，面臨重重困難。而敵人阿古柏的軍隊裝備優良，背后有英、俄強國全力支持，敵強我弱，除軍事風險極大外，還有險惡的政治風險。如果西征失敗，以李鴻章為首的政敵必然會落井下石，群起攻之，清政府會把他當替罪羊，等待他的將是罪及身家，死無葬身之地。對此，左宗棠心知肚明，但是他要報效國家，早就有了以身許國的思想準備。他在家書中寫道：“西事無可恃之人，我斷無推御之理，不得不一力承當”（《左文襄公家書》卷下)。為了收回伊犁，他以69歲高齡的帶病身軀，冒著盛夏酷熱“載棺入疆”，誓與沙俄決一死戰。

他主政西北十四年中，西北艱苦的生活和惡劣的自然環境，患上了常年眼疾，全身瘙癢癥，腹瀉等疾病。夫人、長子、長媳、兩個女兒、二哥、侄子七位親人，先后病逝，他從未告假回家。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明不告假探家的原因是“恐誤國事”《左文襄公全集·書犢》卷二十四)。

在抗法保臺中，為了保證先后派出的兩支“恪靖援臺軍”在沒有水師護航的情況能順利登上臺灣島，他要親率部隊渡海援臺，清政府知道后急令不準，才作罷。

以上所述，足見左宗棠作為民族脊梁，為了國家、民族，勇于犧牲、甘于奉獻的品格。

左宗棠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位富有政治、軍事、治國遠見的人。

他順應并促進近代歷史潮流的發展，不僅收回了六分之一的陸地國土，而且誓死捍衛了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他在所轄區域內，實行恤民善政，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穩定；他調整了清政府歧視、壓抑少數民族的政策，實行了比較平等公正地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促使西北各民族的重新團結，實現了西北一百多年的長治久安；他每到一地任職，都對舊的政治、經濟、軍事體制進行改革，引進、學習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有效地推進了中國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

綜觀左宗棠對中華民族的蓋世功業，他完全符合“中華民族脊梁”的稱謂。

作者簡介

王品端，湖南湘陰人。曾在部隊服役20年，轉業后歷任湘陰縣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副主席。現任湘陰左宗棠文化研究會會長。

曾在《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等報刊報刊發表散文、通訊、短篇小說、論文、新聞等200余篇。主編出版《走進湘陰》。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研究左宗棠，出版《歷史偉人左宗棠》（任主編）、《左宗棠研究文選》（任副主編）。《天地正氣左宗棠》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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