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什么里根之后，“你值得擁有”幾乎成為總統演講中所有黨派的固定用語

來源：新華社

如今，我們認為成功不是靠運氣或恩典，而是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奮斗。這是優績至上理念的核心。

這種思維方式賦予我們力量，鼓勵人們這樣思考：自己對自己的命運負責，而不是成為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這種思維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們越是認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給自足的，就越不可能關心那些比我們不幸的人的命運。如果我的成功是自己努力實現的，那么他們的失敗一定是他們自己的錯。

對我們的命運負有個人責任的觀念過于強烈，讓我們很難換位思考。在過去40年里，盡管不平等已經擴大到不容忽視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強化了這樣的觀念：我們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我們所得到的一切是我們應該得到的。

近幾十年來，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之間的政治爭論主要關于如何解釋機會平等及如何實施機會平等，來讓人們能夠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更大的進步。

作者 | 邁克爾·桑德爾

翻譯 | 曾級茂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精英的傲慢》，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8月出版，原標題為《階層躍升的話語》，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優績至上

我最早是從與學生的交流中注意到優績至上情緒的高漲的。

1980年以來，我一直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有時會有人問及這些年來學生的觀點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通常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在課堂上就我所教的主題——公正、市場和道德、新技術的倫理——開展辯論，學生們總是會表達各種各樣的道德和政治觀點。

我沒有注意到任何決定性的趨勢，但有個例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到現在，我的學生中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功是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是他們自己取得的。在我教的學生中，這種優績至上的信念得到了強化。

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他們成長于羅納德·里根時代，吸收了當時的個人主義哲學。但這些學生大多不是政治上保守的學生，信奉優績至上的學生涵蓋了各個政治派別。

在關于大學招生的平權法案是否公正的爭論中，他們的態度表現得尤為激烈。無論學生支持還是反對平權法案，大多數人都堅信他們努力學習才有資格進入哈佛大學，因此他們在哈佛的地位當之無愧。

在精英大學學生中，優績至上的看法日益強烈，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錄取到精英大學的路變得越來越難走，越來越令人畏懼。

就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學錄取了近1/3的申請人。20世紀80年代初，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錄取了大約1/5的申請人；2019年，這兩所大學只錄取了不到1/20的申請人。

哈佛大學校園。圖｜圖蟲創意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憑自己的努力和勤奮工作獲得成功，你就很難從這種壓力和奮斗的挑戰中走出來。這并不會讓學生變得自私或不負責任，他們中的許多人把大量時間投入公共服務和其他公益活動，這段經歷確實讓他們成為堅定的精英。這些學生相信他們通過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功是他們應得的。

2

對市場的信仰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羅納德·里根都在尋求讓他們的社會更多地依賴市場。這一時期對市場的信仰為隨后幾十年優績至上價值觀及其實踐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可以肯定的是，市場并不一定依賴于優績至上的假設。支持市場機制最常見的論點與效用和自由有關。第一種觀點認為，市場創造了刺激GDP增長和總體福利最大化的激勵機制；第二種觀點認為，市場讓人們自由選擇他們所交換的商品的價值。

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必勝論促使人們提出了第三個理由，即優績至上論：只要在機會均等的公平體系中運作，市場就會讓每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只要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市場結果就會獎勵優秀的人。

在撒切爾和里根的自由市場保守主義中，優績至上倫理有時是隱而不現的，但這一觀念在他們的繼任中左翼人物的政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20世紀90年代以來，托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等政治人物沒有質疑撒切爾和里根的市場信念，而是接受了這套信念——即市場機制是實現公共利益的首要工具。

但他們希望確保市場在公平的條件下運行。所有公民，無論其種族或階級、宗教或民族、性別或性取向如何，都應該能夠在平等的條件下參與競爭，以獲取市場給予的回報。對中左翼自由主義者來說，機會平等不僅僅需要消除歧視，還要求獲得教育、醫療保健、兒童保育和其他服務，讓人們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效競爭。

于是，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6年，親市場的中左翼自由主義主張如下：讓每個人都能在平等的條件下競爭，這不僅符合市場社會的要求，也是實現市場機制基本原則的方式。其中兩個原則是公平和生產力。消除歧視和擴大機會將促進市場變得更加公平，吸納更廣泛的人才進入市場會讓市場更具生產力。（比爾·克林頓經常在生產力論的掩護下提出關于公平的論點，比如他會說：“我們不能浪費一個人。”）

除了公平和生產力，自由派的觀點還指向了第三個更有力的理想，即隱含在市場中的理想：讓人們能夠完全基于努力和天賦進行競爭，會實現市場結果與才能的一致性。在機會真正平等的社會里，市場會給予人們應得的東西。

在過去的40年里，關于價值和應得的表述，已經成為公共話語的核心。向優績至上的轉變一方面顯示了英才統治冷酷的一面，其冷酷性體現在對個人責任的嚴格要求上。這種要求伴隨著對福利制度的控制和把風險從政府和公司轉移到個人身上的努力。

這種轉變另一方面則更有抱負。優績至上觀念體現在所謂階層躍升的話語中，保證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規則的人應該站在他們的才能和夢想所能達到的高度。近幾十年來，關于個人責任和階層躍升的話語引發了激烈的政治爭論，最終導致了民粹主義對精英統治的強烈抑制。

3

責任意味著擺脫福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關責任的言論在針對福利制度的辯論中占據了重要地位。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針對福利制度的爭論都是有關團結的爭論，以及關于我們作為公民應該為彼此承擔什么。一些人對團結的觀念有更高的要求，另一些人的觀念則有更多的限制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針對福利制度的辯論與其說是關于團結的，不如說是關于弱勢群體在多大程度上要對他們的不幸負責的。一些人主張更嚴格的個人責任觀念，另一些人則主張有限個人責任。

里根、撒切爾對福利制度的批評認為，人們應該對自己的福祉負責，而國家與社群只應幫助那些不幸并非由自己的過錯造成的人。里根在國情咨文中宣稱：“我們永遠不會拋棄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過錯而必須得到我們幫助的人。”“并非由于他們自己的過錯”，這句話發人深省，表示他們有權要求社群的幫助。但這一條件也有冷酷的一面。如果說環境的受害者應該得到我們的幫助，那么可以說與自己的不幸有關系的人不應該得到我們的幫助。

在總統辭令中，卡爾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首次使用了“并非由于他們自己的過錯”，這意味著嚴格的個人責任概念：那些由錯誤的選擇導致貧困或健康狀況不佳的人不應得到政府的幫助，而應該自己照顧自己。

羅納德·里根想要削弱政府的作用，他比此前任何一任總統都更頻繁地使用“并非由于他們自己的過錯”，但在里根之后的每一位民主黨繼任總統——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采用它的頻率都達到了里根的兩倍。

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像里根一樣，含蓄地區分了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那些由于無法控制的力量而掙扎的人應該得到政府的援助，那些對自己的不幸負有責任的人則可能不應得到援助。

1992年，克林頓在競選總統時保證“結束我們所知道的福利”。作為總統，他把責任的言辭與階層躍升的話語聯系在一起。責任的言辭和階層躍升的話語有一個共同點：兩者都指向自力更生和自我創造的理想。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責任意味著擺脫福利，找到一份工作。如果機會是平等的，那么人們能憑借他們的努力和才能向上躍升，他們的成功會是其所作所為的衡量標準。

克林頓贊同里根的觀點，即福利發放對象應僅限于那些“并非因自身過錯而需要幫助的人”。1996年，他簽署了一項福利改革法案，該法案要求個人承擔更大責任，要求福利領取者工作，并限制他們享受福利的時間，但這一法案遭到了許多民主黨同僚的反對。

對責任及其優績至上的內涵的重新強調，跨越了大西洋兩岸。當克林頓以個人責任的名義實施福利改革時，即將成為英國首相的托尼·布萊爾也發出了類似的信息，他明確表示，其政治目標是追求優績至上。幾年后，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用類似的措辭為福利改革辯護。

到目前為止，責任的言辭還是大家熟悉的面貌，以至于人們很容易忽略責任一詞在近幾十年來的獨特含義，以及責任與優績至上原則對成功的解釋之間的聯系。長期以來，政治領導人一直在談論責任，通常指的是公民對國家和同胞的義務。正如亞沙·芒克所指出的，責任現在指的是“我們有責任照顧好自己———我們如果不這樣做就得承擔后果”。

4

階層躍升的話術

階層躍升的話語很新穎，也很容易遭人忽視。機會平等和階層躍升的理想一直是美國夢的一部分。主流政治家經常援引這句話，沒有人反對這一點。

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口號其實挺新的。在過去40年里，這句話才在美國政治話語中變得突出。羅納德·里根是第一位將其作為政治理論支柱的美國總統。在白宮為政府的黑人成員舉行的簡報會上，他明確指出了優績和晉升權利之間的聯系。“所有美國人都有權僅僅依據個人的成就來得到評判。”他說，“夢想有多遠，勤奮工作就能讓每個人走多遠！”對里根來說，階層躍升的話語不僅僅關于消除歧視。它有很多用處，包括主張減稅。降低稅收會“掃除通往成功之路的障礙，讓所有美國人都能憑借自己的辛勤勞動、技能、想象力和創造力走得更遠”。

比爾·克林頓采用了里根的口號，并經常使用。“我們從小就有簡明而強大的美國夢：只要你努力工作，遵守規則，你就應該有機會在上帝賦予你的能力范圍內走得更遠。”

到21世紀初，階層躍升的話語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同的言論。共和黨人喬治·W.布什、約翰·麥凱恩和馬爾科·魯比奧都援引了這一點。但沒有哪個美國總統比巴拉克·奧巴馬更熱衷于這一口號，他用這一口號的次數超過了歷屆總統的總和。事實上，這可以說是他總統任期的中心主題。

“談到高等教育時，”奧巴馬在白宮對一群教育工作者說，“最重要的就是確保聰明上進的年輕人……有機會利用他們的才能、職業道德和夢想走得更遠。”他認為大學教育是階層躍升的主要機制。“現在，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承諾平等的結果，但我們國家得以創建的理念是，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成功機會。無論你是誰，無論你長什么樣，無論你來自哪里，你都能成功。這是美國的基本承諾。你的起點不應該決定你的終點。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大家都想上大學。”

與里根和克林頓相呼應的是，奧巴馬的階層躍升話語指向了優績至上原則。這一原則強調不歧視（無論你長什么樣，無論你來自哪里），堅持努力工作，并告誡公民對自己負責。這就是階層躍升話語和優績至上倫理之間的聯系：如果機會是真正平等的，那么不僅人們會因為他們的才能和努力而實現提升，而且他們的成功將是他們自己的成就，他們將得到他們應得到的回報。

5

“你值得擁有”

隨著階層躍升話語的日益突出，優績和應得的語言在整個公共文化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表達。回想一下20世紀七八十年代無處不在的麥當勞廣告口號（和順口溜）：“你今天值得休息一下。”在《紐約時報》上，“你值得擁有”在2018年出現的次數是羅納德·里根上任那年的4倍多。一些對應得的引用明確地與優績至上思維有關。

隨著優績和應得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變得越來越突出，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學院哲學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主要的英美哲學家反對優績至上，理由是人們在市場上的收入取決于他們無法控制的偶然性，比如對一個人的才能的需求，以及一個人的才能是普通的還是罕見的。但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群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或許反映了當時政治中盛行的責任言辭——重新開始為優績辯護，他們被稱為運氣平等主義者。他們堅持認為，只有那些對自己的困境不負責任的人才應該得到政府的幫助。

在政客中，優績和應得的表述與階層躍升的話語相伴而行。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總統很少想要通過告訴聽眾他們應該得到什么來左右聽眾。約翰·F.肯尼迪從未用過“你值得擁有”這個短語。里根改變了這一點，他采用“你值得擁有”的次數比他的五位前任加起來還要多。例如，他在1983年對一群商界領袖發表講話時說：“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人應該得到獎勵。”

在里根之后，“你值得擁有”成為總統演講中所有黨派的固定用語。克林頓使用這個短語的次數是里根的兩倍，奧巴馬的頻率是里根的三倍，從日常談話到各種重要場合。

國防部在一座城市新設了行政中心，增加了不少工作崗位，克林頓在該市發表講話：“你們得到它，是因為你們值得擁有它。”奧巴馬在向一群倉庫工人發表講話時宣稱：“如果你辛苦工作了一天，那你應該得到體面的報酬。”

托尼·布萊爾在20世紀90年代所表達的對優績至上的信念繼續影響著英國政治，甚至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后也是如此。2016年，特蕾莎·梅在成為英國首相后不久就發表了對英國的愿景——“真正優績至上的不列顛”。談到普通的工人階級，梅宣稱：“他們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特蕾莎·梅提出的所謂更好待遇要靠遵守優績至上的原則來獲得。

盡管談到了階層躍升和應得，但大多數美國政治家并沒有明確談到優績至上，奧巴馬是個例外。例如，在接受ESPN（娛樂與體育電視網）體育評論員的采訪時，他若有所思地說，體育吸引人們的是“這是少數幾個真正實行優績至上原則的地方之一。沒有太多廢話。最終，誰贏了，誰輸了，誰在表演，誰沒有——一切都擺在那里”。

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希拉里·克林頓經常采用階層躍升與應得的言辭：“我們的競選活動就是重申我們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在美國，每個人，不管你長什么樣，你是誰，你愛誰，你都應該有機會走得更遠，只要你的努力和夢想能帶你走得更遠。”希拉里發誓，如果她當選，“讓你得到你應該得到的，就會成為可能”。

6

民粹主義的抱怨

不幸的是，到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的階層躍升話語已經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擊敗她的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沒有談到階層躍升，也沒有談到美國人可以憑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取得更大進步的信念。他的偉大愿景與實現優績至上這一主題毫無關系，盡管后者在過去40年里一直活躍在美國的公共話語中。

事實上，有理由認為民粹主義對自命不凡的精英的反感在特朗普當選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當年早些時候，英國舉行了一場令人驚訝的投票，決定退出歐盟，也與這種反感有關。選舉是復雜的事件，很難確切地說出是什么促使選民在投票時做出選擇。但許多工人階級選民支持特朗普，支持英國脫歐，支持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

這些工人階級選民似乎對階層躍升的承諾不太感興趣，而對重申國家主權、身份和自豪感更感興趣。他們憎恨主張優績至上的精英、專家和專業人士階層，這些家伙頌揚市場驅動的全球化，從中獲益，迫使勞動人民接受外國競爭的擠壓。他們似乎更認同全球精英，而不是他們的同胞。

并不是所有民粹主義者對現有秩序的不滿都是對優績至上的傲慢做出的回應，一些不滿與仇外心理、種族主義和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敵意糾纏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粹主義反彈的是一種令人難堪的感覺，即那些站在優績至上等級制度之上的人蔑視那些他們認為成就不如自己的人。

這種民粹主義的抱怨并非沒有根據，幾十年來，主張優績至上的精英們吟誦著這樣一句咒語：那些努力工作、遵守規則的人可以憑借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他們沒有注意到，對那些困在底層或掙扎著維持生活的人來說，階層躍升的話語與其說是承諾，不如說是嘲諷。

優績至上論不僅僅來自階層躍升的話語，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態度和環境，這些態度和環境加在一起，讓優績至上變得“有毒”。

首先，在不平等現象猖獗和流動性停滯的情況下，重申我們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以及我們得到的就是我們應得的東西，這些說法削弱了團結，并讓那些被全球化拋在后面的人士氣低落。

其次，堅持認為大學文憑是獲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體面生活的首要途徑，這造成了文憑主義偏見，損害了工作的尊嚴，貶低了那些沒有上過大學的人。

最后，堅持認為社會和政治問題最好由受過高等教育、價值中立的專家來解決，這是技術官僚的自負，腐蝕了民主，剝奪了普通公民的權力。

7

不平等程度加劇

當政客們以令人麻木的頻率重申神圣的真理時，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不再是真理。在不平等程度接近令人恐懼的程度時，有關階層躍升的話語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并非偶然。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超過整個底層一半人口的收入總和，中等階層的收入也停滯了40年，努力和勤奮會讓你走得更遠的想法開始變得空洞。

這種空洞導致了兩種類型的不滿：一種是當制度未能兌現優績至上的承諾時，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規則的人無法進步，就會產生挫折感；另一種是人們相信優績至上的承諾已經實現，而他們失敗了。這種不滿更令人沮喪——對那些被甩下的人來說，他們的失敗是自己的錯。

美國人比世界上大多數人更堅持這樣的信念：努力工作才能成功，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據全球民意調查，大多數（77%）美國人相信人們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國人這么看。在法國和日本，大多數人認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證成功。

美國人比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公民更相信人們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大多數（57%）美國人不認同生活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決定的，而其他國家（包括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大部分人看法正相反。

如果每個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成功，那么那些失敗的人就不能責怪任何人，只能責怪他們自己，而且很難找到幫助他們的理由。這是優績至上規則冷酷的一面。如果那些處于頂端的人和那些處于底層的人都要對自己的命運負全部責任，那么社會地位就反映了人們本來就應該得到的東西。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自己的作為。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堅信人們是自己命運主人的美國，其福利制度沒有歐洲社會民主黨那么慷慨，歐洲各國公民傾向于把他們的生活環境歸為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

如果每個人都能通過努力和辛勤工作取得成功，那么政府只需要確保工作和機會真正向所有人開放。但美國人這種信念——靠努力和勇氣就能實現階層躍升——不再符合現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美國人可以期望他們孩子的經濟狀況比他們的更好。今天，情況不再是這樣的：在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幾乎所有人（90%）的收入都超過了父母；在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過了父母的收入。

從貧窮到富裕的過程也比人們普遍認為的階層躍升的過程更難。在美國出生的窮人中，很少有人能升到上層。事實上，大多數人甚至無法進入中產階級。事實上，美國的經濟流動性比其他許多國家都要小。在美國和英國，高收入父母近一半的經濟優勢傳給了他們的子女，這是加拿大、芬蘭、挪威和丹麥（這些國家的人口流動性最高）的子女繼承收入優勢的兩倍多。

當研究人員詢問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民眾，從貧困變得富有的可能性有多大時，受訪者普遍弄錯了答案。有趣的是，他們犯了相反的錯誤：美國人高估了美國人實現階層躍升的機會，而歐洲人低估了歐洲人實現階層躍升的機會。

8

精英的傲慢

乍一看，人們似乎只是對其社會中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情況缺乏了解。但有趣且需要解釋的是，這些誤解有特定的形態。歐洲社會比美國更平等，社會階層流動性更大；歐洲人對階層躍升的可能性過于悲觀，美國人則過于樂觀。為什么會這樣？

美國人對個人主動性的強烈依戀，以及他們愿意接受不平等，導致他們夸大了憑借努力工作實現階層躍升的可能性。歐洲人對個人努力戰勝一切的懷疑，以及他們對不平等的容忍度較低，導致他們低估了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這種借助我們的理想和期望看待世界的傾向，揭示了優績至上的承諾是如何讓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選民感到沮喪，甚至感到被羞辱的。從表面上看，這很讓人困惑：誰會反對打破壁壘、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改善教育機會的提議，從而讓每個人而不僅僅是那些生來享有優勢的人都有機會實現美國夢呢？難道階層躍升的話語不會吸引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選民，告訴他們說他們可以從教育機會、職業培訓、兒童保育、家庭休假和自由派與進步派提供的其他政策中受益嗎？

不，不一定。自由派精英們提出的階層躍升話語傳達了冷酷的暗示。即使不平等日益加劇，我們仍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因此，無論是獲得成功還是遭遇不幸，都是我們應得的。

這種看待不平等的方式助長了精英的傲慢，強化了一種信念，即那些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理應得到獎賞，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理應貧困度日。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拉里·薩默斯直言不諱：“對我們社會的一大挑戰是，真相是打破平衡的東西。在我們的社會中，不平等加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們被對待的方式更接近他們應該被對待的方式。”

優績至上原則總是會過度延伸。它開始是一種理想，隨后就滑入對事情就是如此的主張。盡管階層躍升的話語鼓舞人心，指向了尚未兌現的承諾，但它總是會變成一種祝賀：“在美國，每個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向上躍升。”就像大多數強有力的言辭一樣，這種表述把渴望與祝賀混為一體，把希望說成事實。

奧巴馬的言論就是很好的例子。2012年，他在一次廣播講話中說：“在這個國家，不管你長什么樣、來自哪里，只要你肯努力學習，你的天賦能讓你走多遠，你就能走多遠。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功。”

奧巴馬的聽眾不會錯誤地認為他們的總統是在描述美國的實際運作方式，他們知道總統是在展現他希望實現的更平等、更具流動性的社會理想。奧巴馬以祝賀的語氣贊揚美國實現了這樣一種理想社會：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關鍵，繼承特權不是。

然而，隨著他繼續講話，他從祝賀變成了渴望：“我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美國總統，是因為教育給了我機會，我希望美國每個孩子都能有這樣的機會。這就是我奮斗的目標。我既然有幸成為你們的總統，這就是我會繼續奮斗的目標。”

這種從事實到希望，再從希望到事實的傾向，不是口誤，也不是哲學上的混亂，而是政治修辭的特征。這在階層躍升的話語中表現得特別尖銳，它把希望和事實混為一談，混淆了輸贏的意義。如果優績至上是一種抱負，那么那些達不到目標的人總是可以歸咎于制度；如果優績至上是事實，那么那些達不到目標的人就應該責備自己。

庫叔薦書

《精英的傲慢》

中信出版集團

當“美國夢”成為謊言，當平等的假象造成勝者的傲慢與敗者的憤怒，當不同立場的人失去相互傾聽的能力，跟隨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中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工作的價值與成功的定義，是每一個社會和個體都需要經歷的思辨。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