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標志著“小康中國”的歷史性實現(xiàn)。“小康中國”是以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前提的，是經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道路達成的。“小康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階段性成果，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階段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意味著一種積極的開啟。我國發(fā)展的新的歷史方位，對中華民族、對世界社會主義和人類整體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呈現(xiàn)出“世界歷史意義”并將承擔世界歷史任務。“小康中國”所面向的具體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這一建設進程的實際展開，將意味著從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會原則。

關鍵詞：小康中國；新歷史方位；世界歷史意義；新文明類型；

基金：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道路與人類文明進步的哲學研究”（17JZD037）階段性成果；

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中國自近代以來歷史性實踐的必然產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yè)的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這個里程碑可以用“小康中國”來命名。它既意味著某種到達，即特定歷史性任務的完成與實現(xiàn)；又意味著某種開啟，即向著一個新目標的籌劃與出發(fā)。因此，這個里程碑所標志的乃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事件。而作為這樣的歷史性事件，“小康中國”有它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就此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小康中國的本質來歷；小康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小康中國再出發(fā)的未來前景。本文試圖通過這三個方面來對小康中國作出歷史性的考察，并由此來揭示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

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標志著“小康中國”的實際到來，而這一到來乃是真正歷史性的。所謂“歷史性的”，是指它作為歷史事件包含本質的和必然的環(huán)節(jié)（用當代哲學的術語來說，是“命運性的”）。如果說小康社會的建設是中國自近代以來歷史性實踐的產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yè)的一部分，那么，在這一過程中，居于本質性和必然性地位的規(guī)定就是：現(xiàn)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上述兩個規(guī)定而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首先是現(xiàn)代化這一規(guī)定，它本質重要地出現(xiàn)在中國自近代以來的歷史性實踐中，并且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事業(yè)的持久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xiàn)代性在特定階段上的“絕對權力”，是因為以資本和現(xiàn)代形而上學為主干的現(xiàn)代性在開辟出“世界歷史”的同時，也布局了現(xiàn)代世界之基本的支配—從屬關系。“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正是由于世界歷史及其特定的支配—從屬關系，使得現(xiàn)代化（無論以何種方式）對世界各民族來講，成為命運性的了。海德格爾將這種命運叫做“人類和地球的歐洲化”。而馬克思則將之更明確地表述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現(xiàn)代的即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迫使一切民族進入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文明之中。2

對于中華民族來說，現(xiàn)代化同樣構成其歷史性的命運。雖說中國自身的歷史十分悠久，文化獨特且人口眾多，但它同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現(xiàn)代性之中，以至于現(xiàn)代化不能不成為中國近代以來歷史進程之本質的和必然的規(guī)定。盡管不同的階段呈現(xiàn)出重要的差別，盡管歷史的曲折總會“翻涌起泡沫”，但現(xiàn)代化的主題和基調卻是貫徹始終的：1840年以來是如此，1911年以來也是如此；1921年以來是如此，1949年以來也是如此；1978年以來是如此，并且直到今天同樣如此。所謂現(xiàn)代性，是指現(xiàn)代世界的本質—根據；而現(xiàn)代化則意味著進入現(xiàn)代性之中。現(xiàn)代化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的本質規(guī)定，不僅是因為它構成這一歷史進程中可以明顯識別的主旋律，而且尤其是因為任何一個民族在現(xiàn)代世界中的生存，必然要以現(xiàn)代化的某種實行作為基本前提。馬克思用“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這個短語突出地強調了這種必然性。一部分文化保守主義者為了批判現(xiàn)代性，卻試圖在其歷史敘述中取消現(xiàn)代化對于中國來說的客觀意義（往往將之當作“誤入歧途”），這只能表明他們是陷入了幻覺之中。因為既然現(xiàn)代化已成為中國晚近歷史之本質的和必然的規(guī)定（通常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么，排除或曲解這一規(guī)定的歷史敘述，就只能是從主觀的想象中虛構出來的東西了。

然而，對于中華民族復興事業(yè)的歷史進程構成本質規(guī)定的，不僅有“現(xiàn)代化”，而且還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雖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規(guī)定較為晚出，但它同樣是關乎本質的規(guī)定，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規(guī)定。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起點，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性實踐在展開其現(xiàn)代化進程的同時，揭示出這一進程與馬克思主義開始建立起本質的關聯(lián)。這種本質關聯(lián)的核心在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必須經由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來為之奠基，而這場社會革命歷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定向。如果說，這場社會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定向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來說的本質重要性，那么，這恰恰是因為，除非這場社會革命能夠完成并達到它的目的，否則的話，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就還未曾獲得它的決定性奠基。由于這一點并且經過這一點，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從而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yè)，便建立起它與馬克思主義關乎本質的必然聯(lián)系。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就是現(xiàn)代化，而這一現(xiàn)代化進程本來是可以和馬克思主義截然無關的。這樣的觀點同樣是陷入了幻覺之中：主觀的想象固然可以這般虛構（“假設歷史”），但現(xiàn)實的歷史絕非如此。如果只是滿足于這種虛構，那就甚至連五四運動的意義也消化不了。五四運動固然是以現(xiàn)代性的觀念為旗幟的（德先生、賽先生），但作為現(xiàn)實的歷史，它既是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對封建主義的運動，又是徹底地不妥協(xié)地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抽象的觀念在這里只能看到抽象的對立（如“救亡壓倒啟蒙”之類），卻完全無法識別和理解在現(xiàn)實歷史中生成的本質趨勢，而這一趨勢正是馬克思主義必然進入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之中。就當時已經展開的現(xiàn)實的歷史而言，中國革命若不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就根本不可能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獲得其本己的現(xiàn)代化以之作為前提的社會基礎，并從而實現(xiàn)之。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啟蒙”一詞可以用來概括一般的現(xiàn)代價值，那么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必然性，在于能夠占有“啟蒙”即一般現(xiàn)代價值的必然性。只要不是停留在非歷史的抽象觀念中，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五四”以來在現(xiàn)實歷史中生成的本質趨勢，根本不是消除或壓倒“啟蒙”的訴求，而是歷史地拯救并且也歷史地提升這一訴求。對于中國的歷史現(xiàn)實來說，除非這樣的訴求能夠被提升，否則它就不可能得到起碼的實現(xiàn)。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逐漸形成的本質關聯(lián)中，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出現(xiàn)才成為真正歷史性的事件。“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zhàn)爭。”3那種試圖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僅僅承認現(xiàn)代化規(guī)定的觀點，在這里就成為一種完全抽象的觀點了；而那種試圖以現(xiàn)代化（或“啟蒙”）的名義來排除或拒斥馬克思主義對這一歷史進程之本質意義的觀點，則尤其表現(xiàn)為對現(xiàn)實歷史的無知，表現(xiàn)為理論上的空疏和無頭腦。這樣的觀點甚至根本看不到歷史學家早已清晰地看到的東西。例如，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 1800—1985》一書中明確指出：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和中國革命“不可能并行不悖”，而這種不可能性也就展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革命來說在本質上的必然性。“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離開上海時中國共產黨剛好要在那里成立，最為進步的教育（按：指杜威關于現(xiàn)代教育的演講）剛剛展示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時，她卻轉到馬克思和列寧那邊去了。……顯然，美國的自由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雖然它作為主流思潮后來又茍延了15年。”4現(xiàn)實歷史的焦點首先在于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全面奠基的社會革命。除非這一社會革命得到徹底完成，否則的話，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就不可能充分展開并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樣，除非馬克思主義本質重要地進入這一過程，否則的話，中國的社會革命就不可能充分實現(xiàn)并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這個主題上，費正清以歷史學的方式比較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并得出如下結論：“不管你怎樣加以平衡，彰明昭著的事實是：中共越來越能夠使它自己成為一個早已該進行的深刻社會革命的領導者。”5

如果說，我們由此領會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社會革命、從而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具有本質的和必然的聯(lián)系，那么，需要進一步理解和把握的是：與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性實踐建立起本質關聯(lián)的，不僅是一般而言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尤其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不斷生成并不斷獲得生機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或原理固然十分重要，但除非這樣的原則或原理能夠深入特定的歷史性實踐之中，能夠由此開展出以特定的社會—歷史內容而來的全面的具體化（所謂“中國化”就是這個意思），否則的話，滯留在抽象性上的原則和原理，就立即淪落為無頭腦的“外在反思”，即通常叫做形式主義或教條主義的東西。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所謂哲學原理或原則，即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個原理或原則，它就已經也是假的了；要反駁它因此也就很容易。”6教條主義或外在反思只是將抽象原則先驗地強加到各種內容之上，而這樣的情形是我們很熟悉的：中國革命時期就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俄國的經驗當作抽象原則來進行外在反思的運用，亦即將之先驗地強加到中國革命的內容之上；由之而來的結果同樣是我們很熟悉的：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性失敗。

從這樣的代價和失敗中總結的經驗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迅速成長起來。它很快擺脫了理論上和實踐上單純的“學徒狀態(tài)”，以及這種學徒狀態(tài)慣常具有的教條主義傾向。這就意味著要使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深入特定的社會現(xiàn)實中，以便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而這種結合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shù)亟y(tǒng)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7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完全脫離了特定的現(xiàn)實，其結果是：就像它在理論上不可避免地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物一樣，它在實踐上由于先驗強制的經常落空而不可避免地導致失敗。因此，真正說來，與中國革命、從而與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建立起本質聯(lián)系的，乃是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對于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近百年的歷史性實踐來說，它的本質的、必然的規(guī)定是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兩個規(guī)定不僅出現(xiàn)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而且在總體上支配著由這一社會革命奠基的現(xiàn)代化建設的整個進程。以至于我們可以說，現(xiàn)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百年來“中國道路”的最關本質的規(guī)定，是任何一種對中國道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言說都不可能丟棄或越過的規(guī)定。進而言之，這兩個規(guī)定同樣也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領域，這個基礎領域是指現(xiàn)代化任務的繼續(xù)執(zhí)行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持續(xù)開展。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晚近也更為具體（它特別地與4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相聯(lián)系），但它不僅更為緊密地建立起現(xiàn)代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直接聯(lián)系，而且成為更高階段上綜合兩者的進一步規(guī)定。不消說，沒有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展開過程中的歷史性推進，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樣不消說，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生成，使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開啟，而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正是在這一道路的開啟中被提出來的。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階段性目標具有一個中國特色的名稱——“小康”。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目標是“四個現(xiàn)代化”（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技的現(xiàn)代化），并且很快就被進一步明確為“中國式的四個現(xiàn)代化”。中國式的現(xiàn)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fā)，而這樣的特點首先就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因此，鄧小平在1979年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要實現(xiàn)的四個現(xiàn)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xiàn)代化。我們的四個現(xiàn)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xiàn)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xiàn)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tài)。”8很顯然，小康狀態(tài)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這個目標是以中國特點和現(xiàn)有前提為出發(fā)點的，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相適應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首先依循這個目標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

現(xiàn)實的歷史道路不僅是目標，而且是目標的實踐展開或付諸實行。與抽象的目標不同，現(xiàn)實的目標不會虛弱到這種程度，以至于它只能滯留在空洞的觀念中，而不能在歷史的行程中實現(xiàn)自身。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實現(xiàn)了從貧困到溫飽、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積極跨越，那么，21世紀的頭20年，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就是從較低水平的、尚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決定性地抵達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就像2020年被標識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時刻一樣，這一社會的全面建成將意味著“小康中國”的歷史性實現(xiàn)。正是通過其整個展開與實現(xiàn)過程，我們得以真正歷史地理解并把握小康中國的本質來歷：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直接產物，并且因此也是中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小康中國的歷史性實現(xiàn)，既可以看作改革開放以來歷史進程的階段性完成，也可以看作建黨建國以來更長久歷史進程的重大成果。

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而在這一進程中構成基本實踐的正是小康目標的提出、展開、深化和全面實現(xiàn)。正像2020年將以“小康中國”作為里程碑而載入史冊一樣，這個里程碑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性成就來鑄造的。全面描述小康中國所達成的歷史性成就，不屬于本文的范圍，但從歷史性意義上來概括這種成就則可以在深度和廣度上舉出兩個要點來加以提示。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縱深上來說要求徹底消除貧困。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其最基本的目標。近年來如火如荼推進的“脫貧攻堅戰(zhàn)”，最為堅決并且卓有成效地致力于脫貧目標。這一目標的達成將是真正歷史性的：不僅因為消除貧困對于全部中國的歷史世代來說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因為如此大規(guī)模人口的迅速脫貧在世界史上同樣是——并且尤其是——史無前例的。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掃盲”（消除文盲）所取得的成就曾經得到過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那么，小康中國被稱為奇跡的脫貧成就，則是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的。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廣度上來說是“五位一體”發(fā)展理念的決定性達成。所謂“統(tǒng)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正意味著以上諸方面的建設只有成為一個有機的和彼此促進的整體，才能構成全面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堅實基礎。在現(xiàn)代化的一般進程中，特別是在這一進程的展開之初，不同領域的推進往往是參差不齊的。這種情形，只有在發(fā)展的特定階段上才能被清楚地意識到，并且得到多方有效的整合。如果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實踐，使我們很快明確了諸領域統(tǒng)籌推進的本質要求，那么，“五位一體”的發(fā)展理念就會作為小康中國的主要理論表現(xiàn)而得以確立和鞏固。這同樣是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成就，因為就像此前的歷史性進程發(fā)展出這一理念并付諸實踐一樣，未來的實踐展開將首先依循這一理念來起步投足，并反過來使理念本身得到充實和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味著某種完成，意味著小康中國的歷史性到達。但是，就其作為一種真正的歷史性到達而言，它必定同時就是一種積極的開啟，是一種以以往建設的全部成果作為前提的再出發(fā)。就此而言，小康中國總是標志著一個既作為終點又作為起點的轉折。如果說，重大的歷史轉折是由我們身處其中的時代狀況和立足其上的歷史方位來規(guī)定的，那么，我們就有理由問：小康中國處在怎樣的時代狀況中，并居于怎樣的歷史方位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時代的變遷形成本質的洞見。黨的十九大報告就當今時代給出了一個根本的歷史性判據：“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9由此可以形成兩個基本判斷。第一，伴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第二，已然建成的小康中國，正處在“我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上。

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新的時代或新的歷史方位，我們須得回到30多年前，也就是回到20世紀的最后10多年。那時改革開放才開始起步，“小康之家”的設想也只是最初被提了出來。然而，剛剛踏上漫漫改革之路的中國是處在怎樣的世界境況中呢？每一個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人，一定清楚地記得，當時的世界格局正處在巨大的變動中。世界社會主義經歷著史無前例的災難性挫折：蘇東劇變，先前的體制在一夜之間訇然倒塌；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顏色革命”，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與這個幾乎是顛覆性的巨大變動相適應，當時一般的意識形態(tài)氛圍和知識界的流行觀念似乎已完全認定，馬克思主義是最終被送進了博物館，而《共產黨宣言》的結論是最終破產了。最能體現(xiàn)這種普遍氛圍和流行觀念的理論表述，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其核心觀點是：世界歷史或“人類普遍史”在現(xiàn)代性支配的世界中最終完成了，也就是說，它終結了，它終結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建制中。“在我們的祖父母時代里，許多有理智的人竟然可以預見出一種輝煌的社會主義前景。……然而，當今世界上，我們卻難以想象出一個從根本上比我們這個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種不以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未來。”10當歷史以這樣一種方式被判定為終結時，所謂“終結”當然也就意味著：世界歷史不再能展現(xiàn)其他的可能性；除了現(xiàn)代性本質的擴散和流布之外，人類再也不會有新的可能的未來。如果說福山的這部著作——這部輕佻的偽黑格爾主義的著作——在當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這不過是因為它充分應和著流俗的淺見和無頭腦的觀念罷了。

正是被這種流俗的淺見和無頭腦的觀念所激怒，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后現(xiàn)代哲學家德里達發(fā)表了他的一系列演講，這些演講的結集以《馬克思的幽靈》為標題出版。它在抨擊福山所代表的意識形態(tài)虛假氛圍時所要闡述的核心思想是：伴隨著世界社會主義的巨大挫折，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也許不再具有現(xiàn)實的存在、肉體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它是一個幽靈般的存在。“幽靈”一詞立即使我們想起《共產黨宣言》的首句名言：“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11確實，在1848年的歐洲，共產主義還不曾具有現(xiàn)實的、肉體的存在，但卻已然是一個幽靈般的存在。不僅如此，這個幽靈還是真正可怕的和強有力的，所以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警察為了驅逐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圣同盟。為進一步闡明“幽靈般存在”的關鍵意義，德里達還特別解說了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一劇中的幽靈角色，即已被謀害致死的哈姆雷特的國王父親。這個幽靈的數(shù)度登場在哈姆雷特的整個復仇過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告知真相，發(fā)出指令，并敦促行動。如果說“馬克思的幽靈”在當今所具有的歷史作用與之相似，那么，這恰恰是因為馬克思的思想決定性地與現(xiàn)代世界的本質根據相聯(lián)系，與這種本質根據的內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相聯(lián)系。因此，馬克思主義無論如何都將伴隨著現(xiàn)代世界已經展開的歷史性命運，即便僅僅是以幽靈的形式來顯現(xiàn)。“那幽靈乃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結合體，是正在形成的肉體，是精神的某種現(xiàn)象和肉身的形式。”12

毫無疑問，相較于那種無頭腦的意識形態(tài)淺見，德里達的觀點要正確得多也深刻得多。因為它牢牢地抓住了馬克思同現(xiàn)代世界之內在矛盾的關聯(lián)，而這種關聯(lián)是如此地切近并關乎本質，以至于即使其肉體全部消失，它也會將自身保持在幽靈的顯現(xiàn)中。然而，盡管如此，德里達沒有看到，事實上我們也不應要求他當時就能看到，有一支馬克思主義——它是現(xiàn)實的和具有肉體的馬克思主義——正在生機勃勃地成長，正在強有力地壯大起來，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說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當時還處于開端階段，建設小康社會的探索性實踐才剛剛起步，所以其歷史價值尚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彰顯，那么，在今天，在經歷了30多年的發(fā)展之后，我們已能對這一現(xiàn)實的、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成長過程作出較為整全的歷史性估量了。

新的歷史方位是做出這種歷史性估量的堅實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地將新的歷史方位揭示為一個三重的意義領域，它是由（1）對于中華民族的意義，（2）對于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以及（3）對于人類整體進步的意義來構成的。13新的歷史方位首先是通過對于中華民族來說的歷史性意義而得到描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14這是一個關于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敘事，它可以追溯到1840年以來我們民族的整個歷史境遇和歷史事變，包括它的艱難困苦和頑強奮斗，并最終匯聚于通過全部現(xiàn)代化努力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行程。這一行程通過其各階段的發(fā)展，特別是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持續(xù)推進，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實踐，使其當代意義進入新的歷史方位之中，并成為這一歷史方位的基本主線之一。

然而，新的歷史方位不只是由這一意義線索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還“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fā)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15這是一個關于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敘事，尤其是一個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特定聯(lián)系的歷史性敘事。自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像中國革命成為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一樣，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奠基的中國革命歷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定向，而這一定向的本質也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開展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那么，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同樣要求使馬克思主義全面地中國化，亦即要求使社會主義的原則或原理同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這種結合首先是探索性的，而這樣的探索性實踐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經達到就被固定下來；毋寧說，它是一條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通過不斷地獲取經驗和教訓而被開辟出來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最終形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一開始同樣是探索性的道路，通過其整個歷史性的展開過程，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實踐而顯示出對于世界社會主義來說的重大意義。這一意義在比照20世紀末社會主義的境遇時，尤其變得昭彰顯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其自身的發(fā)展壯大，從一種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決定性地站立起來；它在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偉大印證和偉大實踐的同時，歷史性地開展出世界社會主義的積極前景。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當代社會主義命運的深遠意義，構成新時代歷史方位的又一主線。

不僅如此，新的歷史方位還有第三條意義線索，它是和世界歷史的整體發(fā)展本質相關的。這一線索的歷史性呈現(xiàn)，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各個方面（特別是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不斷發(fā)展，拓展了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途徑，提供了不同國家和民族謀求發(fā)展的全新選擇，從而“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6這是一個關于世界歷史，關于人類整體發(fā)展的歷史性敘事。自從現(xiàn)代性在特定階段上取得絕對權力以來，一般而言的現(xiàn)代化確實成為人類的普遍命運，成為對各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來說的基本任務。但是這種現(xiàn)代化的付諸實行，以及由此而開展出來的歷史道路必定是相當不同的，因為它本質地依循于特定民族立足其上的文化傳承、社會特性和歷史環(huán)境。黑格爾早就以“民族精神”的概念來表示歷史現(xiàn)實中民族特性的原則了：“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現(xiàn)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個方面——它整個的現(xiàn)實。”17同樣，在馬克思看來，現(xiàn)實的歷史道路根本就不可能由抽象的普遍性來先驗地加以決定，恰恰相反，它總是在民族特性的具體化中客觀地形成的。因此，比如說，德國革命的道路不可能重復法國革命的道路，它是從走法國道路的不可能性中被開辟出來的。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實踐突出地在其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反復證明了這一點，那么，這條道路就在其歷史性成就被鞏固地建立起來的地方，開始對世界歷史進程具有意義，對這一進程中全體人類的進步具有意義。這是表明新時代歷史方位的第三條基本主線。

因此，綜合起來說，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是通過上述三條意義主線來構成的。只有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到特定的轉折點上，它才能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定性飛躍，才能對世界社會主義作出意義深遠的建設性貢獻，才能對世界歷史的總體進步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個特定的轉折點就是新的歷史方位，就是三重意義領域的歷史性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fā)展史上、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18

我們今天就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如果說，這樣的歷史方位是經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進程而形成的，是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實踐而抵達的，那么，就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今意義要通過這個歷史方位來得到深入理解一樣，那已經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即小康中國——的當今意義，同樣要通過這個歷史方位來得到完整的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條風云激蕩的漫長道路，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是這條道路的一個歷史性階段；這個階段的完成，同時又將為小康社會的再出發(fā)提供前提并做好準備。在這個意義上，小康中國以其全部成果標志著特定階段歷史任務的完成，也意味著完成了的任務已成為過往而我們開始站上新的出發(fā)點了。作為真正的歷史性成果，小康中國不僅是完成或實現(xiàn)，而且不能不是向著未來的籌劃。就理解這種籌劃而言，小康中國今天所處的歷史方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牢牢地把握這一歷史方位，未來前景中現(xiàn)實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可能性——才會被揭示著前來同我們照面，小康中國的明天才會將其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啟示給今天的我們。

三

小康中國處在新的歷史方位上。這個歷史方位不僅表明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對于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yè)具有深遠的意義，而且開始顯現(xiàn)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對于世界社會主義、對于人類文明的整體進步所具有的意義。雖說后一種意義還只是初露端倪，但就其性質而言卻是至關重要的。它意味著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所開辟的現(xiàn)代化道路，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它的進程中抵達了一個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上，中國道路的歷史性成就開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我們大體上是在黑格爾所規(guī)定的含義上來使用“世界歷史意義”這個術語的。它表示：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承擔起世界歷史任務；由于這種任務在世界歷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現(xiàn)出它的世界歷史意義。19

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在特定的階段上展現(xiàn)出這樣一種意義，最關本質地，是由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完成現(xiàn)代化任務的同時，正在開啟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20這種可能性固然是在較高的階段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小康中國處于新的歷史方位上——才積極地顯現(xiàn)出來，但它作為本質的東西卻植根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進程中。易言之，就像中國的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特定階段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特定階段上、在新的歷史方位上表明：它在繼續(xù)執(zhí)行現(xiàn)代化任務的同時，正在將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作為一種本質的趨勢造就出來。

如果說，小康中國就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那么，從小康中國出發(fā)的歷史性籌劃，就必定在一個方面表現(xiàn)為現(xiàn)代化的繼續(xù)推進，在另一個方面則越來越多地指向一種新的文明類型。這兩方面是同一個進程：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不是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化夭折或其意義被抹殺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是在現(xiàn)代文明的成果能夠被積極地占有、并且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才會真正出現(xiàn)的。小康中國所面臨的具體目標是，經過30年左右的努力，在21世紀中葉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它是高度現(xiàn)代化的，它又是以社會主義為基本取向的，而這兩者的統(tǒng)一就意味著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因此，從歷史性的根據來說，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之所以能在特定的階段上開啟這種可能性，是因為這一現(xiàn)代化事業(yè)歷史地采取了社會主義的定向，是因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目標本身就表明這一現(xiàn)代化任務的實現(xiàn)是由新時代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來為其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來為其開辟道路的。從根本上來說，小康中國的歷史性前景是由這樣的基本前提所預設的。

新的文明類型是指超越現(xiàn)代性的文明類型，更為簡明地說來，是指超越資本主義的文明類型——它的可能性是在特定的現(xiàn)代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但它的成長卻絕不僅僅局限于現(xiàn)代性之中；毋寧說，它的成長過程總是以不斷地克服并保留——哲學上的術語叫“揚棄”——現(xiàn)代性的方式來實現(xiàn)的。這就是說，作為現(xiàn)實歷史運動的社會主義（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只有以特定的方式不斷地超越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建制，才得以歷史性地展開。一句話，它是以揚棄了的現(xiàn)代性、揚棄了的資本主義為本質特征的，從而表明自身為一種新的文明類型。如果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這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已經開始閃現(xiàn)出來，那么，在小康中國所朝向的目標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過程中，這種可能性就將在更加廣闊的領域中呈現(xiàn)，就將以更加明確的方式轉變?yōu)楝F(xiàn)實性，并通過這種轉變而敞開其世界歷史意義。因此，小康中國向著未來的籌劃并不僅僅局限于現(xiàn)代性之中，并不僅僅要求成為一個如英、美、德、法等的現(xiàn)代強國，因為單純作此要求的發(fā)展對于中國社會的本質來說不僅根本不可能，而且也不會具有新的世界歷史意義——它至多只是作為某種表征而從屬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文明及其被規(guī)定的意義罷了。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展開過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實踐中，那種能夠標示新文明類型之可能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主張，已時而在我們眼前積極地呈現(xiàn)出來。這種可能性的識別標準是：它以占有現(xiàn)代文明的積極成果為前提，但它的本己性質不能不越出現(xiàn)代性的規(guī)定之外。如果我們的觀察完全囿于現(xiàn)代性的眼界，那么把握這種可能性的前景從一開始就變得毫無希望了。舉例來說，“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張只有在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才能得到整全的理解，正像這一主張也只有在這種可能性的展開過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xiàn)一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現(xiàn)代性范圍內的國際關系是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準的，也就是說，是以叢林法則下諸實力單位的均勢來維系其間歇和平的。既然“國強必霸”屬于現(xiàn)代性本身的邏輯，那么，中國的和平崛起在現(xiàn)代性的狹隘視域中就變得難以捉摸了：即便是對中國頗具同情理解的基辛格，也只是把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張看成是一種策略而已。如果說這一主張絕不可能局限于現(xiàn)代性的邏輯（正是依照這一邏輯，黑格爾讓康德“永久和平”的善良愿望及其理論構造變得啞口無言），那么，真實地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就只能意味著超出現(xiàn)代性本身，意味著一種唯有在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和實現(xiàn)的主張。同樣，“文明互鑒”也在本質上生存于現(xiàn)代性被超越的地方，亦即是說，這一倡言也只有在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才會得到切近的理解和全面的展現(xiàn)。因為現(xiàn)代性在西方開辟出世界歷史的同時，將其特性固定在一開始就確立起來的“支配—從屬”關系上，以至于使真正的文明互鑒在實際上不再成為可能。因此，雖說現(xiàn)代世界使歷史擺脫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極大地拓展了各領域中的社會化，并建立起人們之間普遍交往的廣闊舞臺，但在現(xiàn)代世界中，在西方文明的主導下，真正的文明互鑒實在是最少的，與以往的歷史時代（通過偶然的交往，通過貿易、戰(zhàn)爭、遷徙等來進行的文明互鑒）比較起來是更為罕見的。如果說，現(xiàn)代性視域中的晚近觀點被歸結為“文明的沖突”（亨廷頓），那么“文明的互鑒”則在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具有積極的生存和真實的意義。我們通過上述例證無非是表明，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到特定階段時，特別是當這個階段開始展示新的歷史方位時，在我們眼前繼續(xù)推進的現(xiàn)代化進程，便不可避免地呈現(xiàn)出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事實上這樣的例證是很多的，它們仿佛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可遏制地涌現(xiàn)出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是如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是如此。

這樣的理念——作為現(xiàn)實的理念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以現(xiàn)代化的實踐展開為基礎，但它們已經不是現(xiàn)代性所能束縛、所能牢籠的，它們通過揚棄現(xiàn)代性本身而展開一種現(xiàn)實的可能性，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如果說，從小康中國通達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道路，本質地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且表現(xiàn)為這一道路的更高階程，那么，小康中國向著未來出發(fā)的歷史性進程，就將在更深入地完成現(xiàn)代化任務的同時，更多地展現(xiàn)出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經常地將這種可能性轉變?yōu)楝F(xiàn)實性。

對于已經完成的歷史性任務來說，通達未來的可能性不僅是更高的目標，而且是對當今的籌劃和行動能夠行使規(guī)定的東西。正如黑格爾所說，歷史性的本質趨勢比既成的事實具有更高的現(xiàn)實性。因此，把握這種歷史性的趨勢，把握在這種趨勢中已然呈現(xiàn)的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對于理解從小康中國的重新出發(fā)來說，具有非常根本的意義。事實上，正是這種作為歷史性趨勢的現(xiàn)實的可能性，應當成為統(tǒng)攝理解的總體。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總體，才能理解變化著的和生成著的各個部分；也才能對小康中國未來前景中的兩個關鍵因素——現(xiàn)代化和傳統(tǒng)文化——做出決定性的意義估量，并使之卓有成效地綜合進我們的歷史性籌劃中。

在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被積極地開啟出來的地方，進一步現(xiàn)代化的任務不僅不能被排除，相反卻變得更加關乎本質。那種把新文明類型同現(xiàn)代性截然割裂并且全然對立起來的觀點，就像在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試圖取消馬克思主義意義的觀點一樣，是膚淺的和無頭腦的。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必定是全面建立在現(xiàn)代化基礎之上的，是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特定階段上得到開啟的，并且是以占有現(xiàn)代文明的成果為根本前提的。正如馬克思在1881年談到俄國道路時所說，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中可能的發(fā)展道路會多種多樣（甚至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無論走怎樣的道路，都必須能夠現(xiàn)成地占有現(xiàn)代文明的積極成果；否則的話，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只會使一切陳腐的東西死灰復燃。在這個意義上，小康中國的再出發(fā)，必須最為堅定地繼續(xù)推進其現(xiàn)代化任務的縱深開展，因為如果沒有現(xiàn)代化的進一步深化，任何超越現(xiàn)代性的企圖都不可能轉變?yōu)楝F(xiàn)實性，而只能淪為抽象的即虛幻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在對歷史性前景的觀照中僅僅將小康中國的未來鎖閉在現(xiàn)代性之中，那么，這樣的觀點就是同樣膚淺的和無頭腦的。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當今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是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來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開辟道路的，因而它就不能不在特定的轉折點上“改弦更張”，并歷史性地展現(xiàn)出世界歷史之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從中國走西方道路的不可能性中產生的，是從中國現(xiàn)代化成為西方現(xiàn)代化翻版的不可能性中產生的。

也正是在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被積極地開啟出來的地方，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歷史性重建才獲得更為廣闊的意義空間。中華民族的復興在大規(guī)模地占有現(xiàn)代文明成果的同時，還必須能夠在特定的轉折點上最關本質地重建它自己的偉大傳統(tǒng)；沒有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重建，是談不上真正的民族復興的。如海德格爾所說，一切本質的和偉大的東西都從“人有個家”并且在傳統(tǒng)中生了根這一點產生出來。21但這樣的傳統(tǒng)并不現(xiàn)成地存在于遼遠的過去，就像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似乎只有返回宋代、漢唐，甚至先秦，真正的傳統(tǒng)才能被實際地據有似的。這種浪漫主義的復古想法，由于無法理解傳統(tǒng)在本質上的歷史性（即活在當下的過去），所以只能以僵死的過去與現(xiàn)代性構成緊張的外在對立。如果說，現(xiàn)代性對于中國來說曾經是外在的東西，而中國的現(xiàn)代化又是一個歷史性的必然進程，那么，在這里不可避免地發(fā)生的就是所謂“文化結合的鍛煉”。關于這種情形，黑格爾在談到古希臘文明的締造時曾說：希臘人既有自己的傳統(tǒng)，又面臨著當時更強大且更優(yōu)勢的東方文化的壓力；正是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獲得了應有的活力，并開創(chuàng)出他們勝利和繁榮的時代。22事實上，中國自近代以來的整個歷史進程都貫穿著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而這種鍛煉只有在特定的轉折點上才能贏得它的“自我主張”，即文化上堅定的自主性和自立性。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到特定階段，當小康中國站到新的歷史方位時，文化上自我主張的轉折點便開始同我們真正照面。在這樣的轉折點上，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不僅把占有現(xiàn)代文明的成果理解為自身的基礎，而且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重建自覺地把握為本己的任務。這個任務意味著：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將在繼續(xù)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得到復活與重建，從而迎來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再度青春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概括出這樣的結論：小康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階段性成果，更加廣泛地說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yè)的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前進步伐；這個成果或步伐的決定性意義，不僅在于它無可置疑地構成未來事業(yè)得以出發(fā)的強大基石，而且在于它實際地引達并且明確地站上了新的歷史方位。新的歷史方位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在對中華民族具有深遠意義的同時，開始對世界社會主義、對人類整體的發(fā)展顯示出積極意義。因此，在這里得以展現(xiàn)的乃是一種“世界歷史意義”。而這種意義的取得，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進程在推進現(xiàn)代化任務的同時，正開啟出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小康中國向著未來的籌劃和出發(fā)，既然本質地屬于這一歷史性進程，那么它就將使現(xiàn)代化任務的繼續(xù)執(zhí)行更為切近地關聯(lián)于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并依循這種關聯(lián)而使可能性不斷地轉變?yōu)楝F(xiàn)實性。世界歷史意義的呈現(xiàn)，意味著能夠真正承擔起世界歷史任務。這樣的使命，不是可以偶然獲取也不是可以任意規(guī)避的，它是由世界歷史的現(xiàn)實進程所指派的；這樣的任務，也絕不可能通過虛夸或自負來輕易完成，毋寧說，它是一個須由巨大努力才能擔起的重任，是一個須經無數(shù)崎嶇和艱難才能通過的考驗。小康中國的再出發(fā)，就面臨著這樣的重任和考驗，并且唯有通過這樣的重任和考驗，才開展出它的偉大前景和成功未來。

“小康”一詞出自中國古代典籍《禮記·禮運》，用來表示一個“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的時代，后人也時常將之看作一個百姓小富、頗有節(jié)余的社會狀況。然而，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被名之為“大同”的社會理想，它的總體特征，在“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語中得到本質的顯現(xiàn)。大同和小康的區(qū)分不僅在于富裕程度的差別，而且尤其在于社會原則的不同（前者是“天下為公”，后者是“天下為家”）。由此來比況當今小康中國的歷史方位和歷史意義，在辨明其差別的情況下，可以是具有啟示性的。當今的小康中國是以現(xiàn)代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前提的，是經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道路達成的；而那全面建成了的小康社會，在消除貧困的同時達到了較為富庶的普遍狀況，并且從這種狀況的完成開始啟程邁向更高的社會理想。如果說，小康中國所面向的具體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那么這一建設進程的實際展開，同樣將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更加富足，而且將意味著從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造就出更高的社會原則。新文明類型的社會原則是怎樣的呢？它的中國式表達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個表達本質重要地出現(xiàn)在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最后一個段落中，它意味深長地指示著從小康中國通達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根本方向。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

3.《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700頁。

4.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 1800—1985》，劉尊棋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243頁。

5.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 1800—1985》，第262頁。

6.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頁。

7.《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7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頁。

9.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頁。

10.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52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頁。

12.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何一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頁。

13.參見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10頁。

14.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8頁。

15.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8頁。

16.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9頁。

17.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18.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10頁。

19.參見黑格爾：《歷史哲學》，第48—49頁。

20.參見吳曉明：《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及其思想資源》，《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吳曉明：《“中國方案”開啟全球治理的新文明類型》，《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

21.參見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第1305頁。

22.參見黑格爾：《歷史哲學》，第210頁。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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