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國開展黨內問責工作總體情況

2019年黨內問責方式分類比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胡楠 報道 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強調，堅持嚴字當頭、權責統一，實施規范問責、精準問責，增強問責的嚴肅性和公信力；進一步界定不同問責情形的問責主體，督促各類問責主體齊抓共管；及時糾正濫用問責、不當問責問題，造成不良影響的要嚴肅追責。

當前，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緊跟黨中央關于統籌抓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新判斷和決策部署，嚴格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開展黨內問責工作，精準把握黨的領導、黨的建設以及黨的事業中各類問責情形，激勵和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扛在肩上。

開展黨內問責的總體情況

2019年，全國共問責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問題4萬余起，8300余個黨組織和4.5萬余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與2018年相比，問責問題數量減少1.5萬余起、問責黨組織數量減少4600余個、問責人數減少1.6萬余人，降幅分別為28%、35.7%、27.1%。

從總體變化趨勢看，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兩個責任”以來，問責人數連續5年較快增長，到2019年問責人數首次出現同比下降。

從時間節點看，自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作出“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部署及中辦下發基層減負通知后，問責人數開始出現同比下降。2019年1月、2月問責人數較2018年同期分別增長15.8%、31.6%。但自3月起，各月問責人數同比均出現下降，實施精準問責和關于基層減負的政策效應逐步顯現，二、三、四季度問責人數同比分別下降28.1%、37%、32.7%。

從地域分布看，2019年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23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問責人數同比下降，8省區市問責人數略有上升。中央部門、中央企業問責人數同比下降24.5%。

從問責領域看，作風建設成果鞏固深化、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性成就，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扶貧等領域問責人數有所下降。其中，因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力被問責人數同比下降24.2%，該領域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25.3%，居各類問題之首。扶貧領域問責人數同比下降42.2%，該領域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比例較上年下降5.3個百分點。在生態環保領域中，問責人數同比下降36.7%，該領域問責人數持續下降，一方面是各級領導干部污染防治方面的履責意識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著力規范檢查發現問題問責工作，防范和糾正問責泛化簡單化問題。

問責呈現出的主要特點

分析研究表明，2019年問責數量同比下降，問責質量得到提升，黨中央關于推動實施精準問責以及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為基層減負的政策效應充分顯現，問責更加精準、規范，問責不力和泛化、簡單化問題得到有效糾治，激發了黨員干部擔當作為、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問責的嚴肅性和公信力進一步增強。

黨中央堅持以政治建設為統領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對精準問責工作作出明確部署、修訂問責條例的同時，把解決問責泛化簡單化問題納入基層減負、主題教育專項整治的重要內容，多項政策效應疊加，有力推動了問責的精準化、規范化。

持續釋放信號，推動形成精準問責的氛圍。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對防止問責泛化濫用提出明確要求。中央印發的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通知強調要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中央紀委圍繞提高問責質量組織專題調研，以修訂問責條例為契機開展精細化指導，做好引導和糾偏工作，樹立精準問責的工作導向。各地紀檢監察機關認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積極糾治問責泛化簡單化問題，精準規范問責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得到了增強。

精簡規范督查檢查考核事項，通過督檢考發現問題的問責人數大幅減少。各地認真貫徹基層減負的要求，集中整治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問題，因督檢考重“痕”不重“績”帶來的泛化問責及以問責代替整改等問題得到有效遏制。2019年全國通過督檢考發現問題問責人數同比降幅達30%。

整治變相向基層推卸責任問題，問責鄉科級以下人數同比大幅下降，問責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人數同比上升。各地對以“屬地管理”名義向下推卸責任、問下不問上等問題進行整治。2019年全國鄉科級以下問責人數同比下降28%，降幅最大；問責縣處級黨員干部同比下降22.6%。同時，問責廳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同比增長13.7%。

規范問責方式，以黨紀處分方式問責的人數比例上升，以通報、誡勉等方式問責的人數比例下降。2019年全國以黨紀處分方式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38%，同比增長3.8個百分點，“嚴”的主基調得到了有效堅持。以通報、誡勉方式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56.5%，同比下降9.3個百分點，這反映出各地區各部門按照“三個區分開來”要求，把嚴管和厚愛、激勵與約束有機結合，有效糾正了一些地方“動輒問責”的傾向。同時，各地加強審核指導，明確不得將沒有法規依據的口頭教育、警示約談等作為問責方式，問責方式進一步規范。

失責必問的要求進一步落實，“一案雙查”發現問題問責人數比例上升。從線索來源情況看，全國通過“一案雙查”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20.7%，同比上升1.1個百分點；通過上級督辦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10.7%，同比下降2.2個百分點。這組數據表明，主動問責有所增加，被動問責有所減少，問責的內生動力持續增強。全國通過巡視巡察發現問題問責人數占問責總人數的12.7%，相比2017、2018年分別增加6.3、3.2個百分點，占比連續兩年提高，反映出巡視巡察監督成果得到進一步運用。

堅持嚴字當頭權責統一開展問責

當前，黨內問責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但同時也要看到一些問題不容忽視，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執紀問責簡單化問題，問責泛化與問責不力問題仍時有發生，問責精準性、規范性仍需進一步增強，問責“后半篇文章”尚需進一步深化，等等。對此，紀檢監察機關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嚴字當頭、權責統一，在推動精準規范問責上持續發力。

堅持問題導向，聚焦任務目標。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較大沖擊和影響。對此，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緊跟黨中央關于當前形勢的最新判斷和最新部署要求，圍繞統籌抓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圍繞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聚焦常態化疫情防控、復工復產達產、打好三大攻堅戰、基本民生保障，加強監督保障執行，督促整改、精準問責，推動各級黨組織抓緊抓實抓細抗疫情、穩經濟、謀發展各項工作。

明確責任擔當，推動履職盡責。問責條例專門針對近年來各地問責不力、問責泛化簡單化、程序不規范等現象和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相關責任，為提高問責工作的政治性、精準性、實效性提供了制度遵循。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要堅持把自己擺進去、把職責擺進去、把工作擺進去，遇到問題注重從自身找問題、查原因，不得向下級黨組織和干部推卸責任，切實把問責條例要求轉化為擔當行動。要堅持“權責一致、錯責相當”“集體決定、分清責任”的原則，分清直接責任與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與重要領導責任、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等，精準把握政策，提高問責工作能力和水平。紀檢監察機關要認真貫徹執行問責條例，強化對貫徹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不力、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不到位及執行和維護制度不力、濫用棄用權力等問題的問責，推動領導干部嚴格按照制度履職盡責。

完善程序機制，精準規范問責。問責條例對問責啟動、調查、報告、審批、實施等各環節進行了全面規范，各地要以問責條例為主干，結合實際完善配套制度，細化責任清單，劃清責任界限，為精準問責提供依據。要細化問責工作程序，如審批程序、執行程序、處置標準以及對問責工作的監督程序等，各個環節、各個要件都要明晰化、具體化，防止問責尺度把握不一和問責隨意化。各地要把精準問責納入年度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考核內容，紀檢監察機關要加強監督檢查，把貫徹執行問責條例情況納入日常監督、巡視巡察、派駐監督等重要內容，針對問責不到位、不規范、不精準以及向下推卸責任等問題，及時督促糾正，對濫用問責或者在問責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造成不良影響的，嚴肅追究責任。

體現嚴管厚愛，務求問責實效。問責的最終目的不是處理多少人，而是要通過問責激勵干部擔當作為，最終達到干事創業的目的。黨的問責工作既要體現執紀執法的力度，又要充分彰顯組織的溫度，要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努力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要精準落實“三個區分開來”要求，完善容錯糾錯工作機制，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被問責干部，符合條件的，按規定正常使用。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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