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與“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戰略背景下，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已成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核心議題。當前，中國農村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轉型陣痛：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加速推進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涌入城市，加劇了農村“空心化”現象，形成“人走屋空、地增房閑”的悖論；另一方面，作為農民最重要財產性權利載體的宅基地，其低效利用與制度僵化已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的深層梗阻，不僅威脅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更與“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國家戰略形成尖銳矛盾。
曲衍波等學者所著的《基于農戶視角的平原農區空心化村莊宅基地退出模式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正是立足這一時代命題，以國家“三權分置”改革為政策基點，選取山東省禹城市房寺鎮為實證樣本，系統構建了“農戶需求—制度設計—福利評價”三位一體的研究框架。該研究突破了傳統土地管理的單一視角，將農戶行為邏輯置于空心村治理的核心位置，并融合了行動者網絡理論、可行能力理論與行為經濟學等多學科范式，深入剖析了宅基地退出中的多元主體博弈與制度梗阻，進而提出“分類施策、多維協同”的治理路徑。這一研究不僅為中央“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撐，更為實現“地盡其利、人得其安”的城鄉融合發展目標貢獻了實踐智慧。
該專著共 12 章，按照內容劃分，歸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宅基地制度變遷的歷史邏輯與改革實踐
中國農村宅基地制度的演變軌跡，本質上是國家發展戰略與鄉村社會需求動態博弈的產物。《研究》以制度變遷理論為框架，系統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宅基地政策的演進歷程，揭示了其從生存保障到發展權賦能的功能轉變邏輯。這一過程可劃分為五個階段：1949-1956 年私有私用階段，允許宅基地自由買賣與繼承，為工業化積累提供農村基礎；1956-1978 年兩權分離形成期，《高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構建集體所有、農戶無償使用制度框架，但保留老宅基地私有屬性，形成“一宅兩制”格局；1978-1997 年控制總量階段，國務院《村鎮建房管理條例》首次確立宅基地指標管控，試圖遏制無序擴張，但政策反復導致“有償使用”與“無償分配”交替；1997-2013 年退出機制探索期，《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明確“一戶一宅”原則，試點宅基地有償退出與流轉，但制度供給不足導致隱性交易普遍；2013 年至今的三權分置深化期，隨著《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出臺，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分置探索成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
制度演進呈現三重深層邏輯：其一，強制性與誘致性結合的路徑特征，國家主導的制度供給（如1997年“一戶一宅”政策）與地方實踐創新（如重慶“地票交易”）相互作用，形成“政策試驗—經驗推廣—制度固化”的動態平衡；其二，目標導向從單一耕地保護轉向城鄉統籌發展，1982年《村鎮建房管理條例》確立的用地指標管控逐漸讓位于2014年“三塊地”改革試點中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其三，功能擴展化趨勢顯著，宅基地從單純居住保障功能逐步衍生出財產權能（如浙江義烏“集地券”交易）、資本屬性（如山東禹城“土地入股”模式）及社會保障功能（如寧夏平羅“以地養老”），反映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基于對全國33個試點地區的比較分析，《研究》提煉出兩類典型實踐模式：政府供給型模式以浙江義烏“集地券”、山東禹城“整村搬遷+分區分類”為代表，通過政府主導的土地整治與指標交易，實現宅基地退出與城鎮建設用地的空間置換，但易受政策波動與財政約束影響；農戶需求主導型模式如江西余江“減法式改革”、貴州湄潭“標準化退出”，通過賦權賦能激發農戶主動性，建立“有償使用—自愿退出—民主管理”機制，但需完善風險防控與利益分配機制。
二、空心村治理的現實困境與理論突破
中國農村空心化問題本質上是城鄉要素配置失衡的產物。《研究》指出，城市對勞動力的“拉力”與農村產業滯后的“推力”共同作用，導致人口持續外流；而宅基地制度的歷史性缺陷——所有權虛置、使用權受限、收益權模糊——進一步加劇了土地資源的低效鎖定。盡管法律明確規定宅基地歸集體所有，但實踐中“集體所有權”的行使主體模糊，農戶對宅基地的處置權被嚴格限制于“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難以通過市場化流轉實現財產價值。與此同時，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的聯動效應，迫使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兩棲”生存：雖在城市就業，卻因無法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不得不保留農村宅基地作為“退路”。這種制度性分割不僅固化了城鄉差距，更衍生出“人減地增”的荒誕現象——農村人口減少與宅基地面積擴張同步發生，形成對耕地資源的持續性侵蝕。
現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觀政策設計或土地資源管理，對農戶微觀行為及其深層訴求的系統性分析嚴重不足。《研究》的突破性貢獻在于，構建了“人口—土地—產業—組織—文化”五維分析框架，首次將農戶視為宅基地退出的核心行動者。通過引入行動者網絡理論，作者揭示了政府、村集體、企業與農戶在宅基地退出中的動態博弈關系。該理論強調，治理過程是異質性主體（包括人類與非人類要素）通過“轉譯”形成的網絡互動，而“強制通行點”是協調多元利益的關鍵機制。例如，在房寺鎮的實踐中，政府主導的“資產置換”模式通過提供安置房與城鎮社保，成功吸引了非農型農戶退出宅基地；而“土地入股”模式則通過村企合作，將閑置宅基地轉化為鄉村旅游開發資本，實現了農戶分紅與集體經濟的雙贏。這些模式的差異本質上是不同行動者資源稟賦與利益訴求交互作用的結果，凸顯了制度設計中“適應性治理”的必要性。
三、農戶行為邏輯與退出模式的適配性分析
農戶作為宅基地的直接使用者與利益主體，其退出意愿與行為選擇是宅基地制度改革成敗的關鍵。《研究》通過對房寺鎮587份農戶調查問卷分析發現，農戶退出意愿受多重因素影響：年齡、受教育程度、非農收入占比等個體特征與家庭稟賦顯著相關；宅基地面積、閑置狀況等土地屬性則直接影響補償預期。研究進一步將農戶劃分為農業型、兼業型與非農型三類，揭示了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農業型農戶更關注住房保障與土地養老功能，非農型農戶則傾向于貨幣補償或資產置換。
理性選擇與行為偏差。農戶的決策行為遵循“有限理性”邏輯。基于行為經濟學理論，農戶在面臨宅基地退出時，既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又受限于信息不對稱、風險規避等心理因素。例如，農業型農戶因對土地的依賴程度高，更傾向于選擇“以地養老”模式，以維持傳統生計方式；而非農型農戶由于收入來源多元化，更看重貨幣補償的即時收益。然而，研究也發現，農戶普遍存在“現狀偏見”，即對現有宅基地的心理估值高于市場價值，導致補償預期與政策設計存在落差。這種認知偏差凸顯了制度設計中“引導性激勵”的重要性。基于農戶行為特征，《研究》提出了“需求層次-福利評價”雙維度的模式優化路徑。例如，針對農業型農戶，“以地養老”模式通過將宅基地使用權置換為養老服務，既保障了農戶的居住需求，又緩解了農村養老壓力；對于非農型農戶，“貨幣補償+社會保障”模式通過現金補償與就業培訓，降低了其進城落戶的風險。這種分類施策的思路，打破了“一刀切”政策的局限性，體現了對農戶主體性的尊重。研究進一步通過灰色關聯分析法，量化了不同模式與農戶特征的匹配度，發現“土地入股”模式與非農型農戶的關聯度最高，因其能兼顧資產增值與長期收益。
四、制度創新與福利保障的協同推進
讓人民受益是宅基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宅基地退出不僅是土地資源的重新配置，更是農戶生計模式的重構。《研究》發現，現有退出模式在運行中面臨補償標準單一、社會保障缺位等問題。例如，貨幣補償模式雖能短期改善農戶經濟狀況，但缺乏對長期生計的支持；資產置換模式雖提升了居住質量，但部分農戶因社區融入困難導致心理福利下降。為此，作者構建了基于可行能力理論的福利評價體系，從居住、經濟、社會、心理與參與五個維度，量化評估不同模式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研究》將可行能力理論應用于宅基地退出領域，提出農戶福利應涵蓋居住條件、經濟收入、社會保障、心理認同與社會參與五個維度。研究發現，“土地入股”模式的福利綜合指數最高，因其通過村企合作實現了農戶增收與產業發展的良性互動；“以地養老”模式在改善老年農戶居住條件的同時，需加強對其經濟保障與心理適應的支持。研究進一步揭示，社會保障與心理認同是影響農戶福利的關鍵變量，凸顯了制度設計中“保障底線、提升能力”的雙重目標。
《研究》的核心貢獻在于提出“產權制度—補償模式—治理機制”三維協同的改革方案：第一，產權制度創新。建立“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的市場化流轉機制。明確村集體作為所有權行使主體，賦予農戶完整的資格權（包括退出權、收益權與繼承權），允許使用權通過出租、抵押、入股等方式跨集體流轉，激活宅基地的財產屬性。第二。補償模式創新。推行“基礎補償+發展補償”的復合體系。基礎補償涵蓋住房安置與貨幣支付，發展補償則包括就業培訓、醫療保障與教育支持，形成“短期紓困”與“長期賦能”的有機結合。例如，房寺鎮對退出農戶提供“宅基地換社保”服務，將補償金直接納入養老保險賬戶，實現“地退人不退保”。第三，治理機制創新。構建“政府引導—村集體主導—農戶參與—社會協同”的四元治理網絡。通過村民議事會、監事會等自治載體，保障農戶在退出方案制定、補償標準協商、資金使用監督中的全程參與，破解“替民做主”的治理窠臼。
五、結語
本書以扎實的田野調查與理論建構，回應了“如何讓農民帶著權益進城”的時代之問。其價值不僅在于提出了差異化的退出模式，更在于方法論層面的突破——通過多學科融合與微觀行為分析，揭示了制度變遷中“人”的主體性作用。該專著由經濟科學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發行，自出版以來，受到多方引用和轉載。中國農業大學張鳳榮教授更是為此書撰寫書評，稱其為“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以微觀農戶行為分析重構了城鄉土地要素配置的理論范式”。在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深化的當下，該專著為政策制定者、學者與實踐者提供了兼具學理深度與實踐智慧的參考，彰顯了“改革為了農民、改革依靠農民”的治理哲學。未來，唯有堅持“保障底線”與“提升能力”并重，方能將宅基地制度改革轉化為城鄉融合發展的持久動力，書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新篇章。
作者：曲衍波 山東財經大學 教授 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