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稅改如何應對“新業態大考”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稅改如何應對“新業態大考”

來源：中國青年報

“新業態往往具有跨地域經營、交易虛擬化、收入來源多元化、數據巨量化等特點。”《決定》所提到的新業態，可以包括互聯網+、共享經濟、數字經濟等多種新興行業，諸如電子商務、數字服務、平臺經濟等都可以納入新業態的范疇。2023年，我國“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為22.3528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4%，相當于GDP的比重為17.73%，比上年提高0.37個百分點。針對新業態經濟設計稅收政策與法律法規，對于促進新業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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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對外發布，其中有近800字的內容，闡述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和舉措，并首次提出“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由此，有關“新業態稅收制度”的討論也愈加熱烈。多位財稅領域業內人士表示，在互聯網產業、數字經濟等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對于穩定宏觀稅負、推動全社會數字化轉型具有現實意義，對稅收征管來說，也是一次全新的考驗。

“稅收不能脫離經濟發展”

根據國家統計局給出的定義，“新業態”指的是順應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需求，依托技術創新和應用，從現有產業和領域中衍生疊加出的新環節、新鏈條、新活動形態。

“新業態往往具有跨地域經營、交易虛擬化、收入來源多元化、數據巨量化等特點。”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副所長代志新認為，《決定》所提到的新業態，可以包括互聯網+、共享經濟、數字經濟等多種新興行業，諸如電子商務、數字服務、平臺經濟等都可以納入新業態的范疇。

新業態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經濟形態，對我國當前的稅收體制帶來一定的影響和挑戰。在代志新看來，“新業態”影響最大的就是課稅對象的界定。

目前，我國的稅收政策大多建立在傳統的經濟產業基礎之上，課稅對象一般有明確的標的物。“比如消費稅的課稅對象就是消費稅條例中列舉的應稅消費品。”代志新說。

但隨著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交易商品與服務的界定愈發虛擬化、多元化，如果不對稅源、稅基等稅收要素加以明確，部分經濟活動可能游離在稅收征管之外。同時，新業態也對傳統的稅收屬地管理模式帶來較大沖擊。“數字經濟等新業態多依托于互聯網技術存在，往往通過全流程電子化的手段完成交易，難以明確納稅地點。”代志新說。

以平臺經濟為例，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平臺經濟中，生產、銷售可以在不同地區進行，“比如在北京就可以買到新疆的水果，不需要設立線下機構”。他表示，如今互聯網平臺集中在發達地區，如果按照生產地原則進行征稅，稅源是來自于全國各個地方的消費者，但稅收就主要集中在發達地區，“這就加劇了稅源、稅收的橫向背離，進而導致稅源分布和各地財政收入的不均衡，最終影響各地的經濟發展”。

如今，新業態經濟在我國GDP（地區生產總值）中的占比逐年升高。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為22.3528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4%；相當于GDP的比重為17.73%，比上年提高0.37個百分點。“‘17.73%’已經是相當可觀的經濟體量。”代志新說，針對新業態經濟設計稅收政策與法律法規，對于促進新業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用巨大。

山東大學稅務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華表示，數字經濟等新業態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點，隨著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稅收體制也要有所作為。“稅收一定不能脫離經濟的發展。”

稅種設置環節后移是一大趨勢

“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一方面要考慮經濟發展，稅制應該跟進調整，比如優惠什么、鼓勵什么、怎么鼓勵，都要研究和明確；另一方面，要謀劃對新業態經濟活動合理征稅，穩定宏觀稅負。”同時，李華認為，持續的稅收體制改革，也是我們應對國際稅收挑戰的重要途徑。

多位受訪專家對記者表示，建設與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首先就是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安排，著重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幾個關鍵稅種的法律法規條例層面，明確“新業態稅收制度”所對應的課稅對象、適用稅率與稅收優惠等基礎安排。

平臺經濟是如今最常見的新業態經濟形式。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的偏好數據留在了平臺企業，平臺企業憑借海量數據開發滿足不同消費者偏好的產品和服務，實現更大增值。該如何對這部分價值征稅？

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稅收研究所副所長謝波峰建議，增值稅改革中，可以在平臺負有提供交易信息義務和具備征管技術條件的前提下，明確依托平臺經營的各類主體，無論單位或個人、以何種方式或渠道取得的全部收入，均應按照相應銷售項目確認為銷售收入或視同銷售納稅。“但對于數字經濟中供需雙方共同創造價值的經營活動，還應先按照傳統的方式課稅，條件成熟時再進行相應完善。”

施正文認為，適應新業態經濟發展，增值稅稅率“三檔并兩檔”的改革要進一步加快。目前，我國現行增值稅稅率為13%、?9%、6%三檔，每檔有不同的適用范圍，比如納稅人銷售貨物、勞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或者進口貨物，除特定項目外，適用13%稅率，而6%的稅率適用于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以及增值電信服務等。

“產品和服務‘融合’是新業態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施正文說，稅率檔次較多，會導致征稅對象及其適用稅率區分困難，從而增大征稅成本，同時造成逃避稅等情況的發生。“減少稅率檔次，無論產品和服務怎樣融合，稅制基本都可以很好地適應。”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擴大征收范圍被受訪專家多次提及。謝波峰建議，一方面，要明確個人提供網絡服務、提供數字產品與服務的收入性質和適用稅目歸屬，明確與經濟活動相關的以各種方式、各種形式取得的經濟利益均屬于個人收入范圍；另一方面，要逐步完善稅率結構，均衡各類所得的稅負水平。“同時，要結合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的完善，進一步優化經營所得稅率結構，均衡經營所得與其他項目所得的稅負差異。”

在施正文看來，在適應新業態經濟發展過程中，稅種的設置向分配、消費環節轉移將是稅制改革的一大趨勢。他表示，數字經濟更強調個性化、定制化服務，產品流通過程中一般不經過批發、零售等環節，未來納稅人將更多向自然人轉變。“在分配等環節征稅，符合直接稅改革的要求，稅制簡單且透明，也更容易發揮稅收的分配作用，體現稅收的公平性。”

以海南自貿港的銷售稅改革為例，海南計劃將增值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等5個稅費簡并為銷售稅，在貨物和服務零售環節征收。施正文分析說，上述改革實施后，生產型企業將不再負擔原先5種稅收，有助于降低企業稅負，進一步提升企業競爭力，“同時這也是稅收制度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變化”。

稅制改革要有系統觀念

國家數據局近日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3年）》顯示，我國數字經濟規模超過55萬億元，2023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預計超過12萬億元，占GDP比重在10％左右，數字中國發展基礎更加夯實，數字中國賦能效應更加凸顯，數字安全和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作為新業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接受采訪的財稅專家普遍認為，“前瞻性”和“動態性”是《決定》提到的“新業態稅收制度”改革的重要特點。

“《決定》表明了我國稅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適應高質量發展、適應科技產業變革方向、適應新業態經濟發展的需要。”施正文認為，“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中的“研究”一詞，就體現了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領性。但他也坦言，稅收制度與新業態經濟相適配的轉型調整不會一蹴而就。

施正文解釋說，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經濟還在持續發展過程中，尚未定型，所以稅制改革實際上是逐步地、長期地、持續地調整稅收體制，隨著《決定》意見的落實，我國整體稅制變革將進一步深化。“比如個人所得稅擴圍、增值稅稅率‘三檔變兩檔’、稅收收入劃分改革等內容，就有可能在未來的改革中逐步得到落實。”

“研究適應新業態的稅收制度是稅收領域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作為稅收領域的局部目標，也需服務于總體目標。”謝波峰強調，“新業態稅收制度”改革的著眼點是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推動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尤其有幾項和新業態相關聯的重點工作需要關注，如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培育全國一體化的數據市場。”

“稅收改革要有系統觀念”已經成為業內共識。李華表示，與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其內容既要放在稅收上，又要放在我國新業態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上。她表示，在未來的稅改過程中，一方面要考慮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在與數字經濟的融合過程中，稅收如何進行支持；另一方面，還要重點監控稅改進行過程中，可能帶來的貧富差距加大等問題。

代志新則建議，改革要注意漸進性，要綜合評估“新業態稅收制度”立法可能的效果與對經濟的影響，力爭做到“先立后破”，避免操之過急，做到制度明確與制度包容并立。同時，要注意相關領域稅收優惠的制度安排，既要強化征管又要落實好稅收優惠政策，不可對納稅人造成繁重的稅收負擔，影響市場信心。“此外，在強調利用數據資源規范新業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注意保護數據資源，嚴格落實數據保護規定，同時規范好央地數據權限劃分。”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賈驥業 記者 朱彩云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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