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古代法律宣傳的實踐與啟示

來源：人民法院報

原標題：中國古代法律宣傳的實踐與啟示

來源：人民法院報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秉h和政府高度重視“普法”，實行“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向全社會普及人權和法治觀念，也進一步強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人權法治保障的意識。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既體現為禮法結合與德主刑輔的鮮明特征，也表達為獨特于其他法系的司法傳統、司法實踐與法律文化。古代中國歷來重視法律宣傳，有著豐富的歷史實踐，在明清時期更是以立法的形式對此加以制度化。中國古代的法律宣傳不僅對于大一統國家形成統一的法律秩序產生積極影響，也提升了古代法律在具有不同地域文化和民約慣習地區實施的效果。

法律宣傳在古代中國由來已久

關于中國古代法律宣傳實踐出現的開端，一般是以“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這段《周禮》中有關“屬民讀法”的記載引為證據，將之歷史追溯至先秦時期。再佐之以《尚書》《左傳》中關于“木鐸傳法”的記述，早在先秦時期，統治者就有了向百姓宣傳法律的形式。也有學者將春秋時期“子產鑄刑書”視為中國古代法律宣傳的起始。子產打破了“刑不可知”（《春秋左傳正義》），這種梅因所說的在法典出現之前，秘密法律時期的權力專斷，將已有的三部法律鑄于鼎上公之于眾。通過公布法典的方式，向百姓宣傳法律，讓百姓明了罪與非罪的界限，也增加了從此以后法律的執行程序的透明度。此后，法家更是主張“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保ā俄n非子·難三》）將法律向百姓公示，讓百姓知法與守法，直至商鞅變法時期一度達到“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戰國策·秦策一》）的法律宣傳的盛況。

秦在統一六國后，秦始皇為了“示強，威服海內”，也為了統一六國法律，實現“法令歸于一”的目的，五次巡視天下，并以“刻石”的方式將法律公示天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八年泰山立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同年瑯琊臺立石刻：“端平法度，萬物之紀……除疑定法，咸知所辟……瑯邪不容，皆務貞良……驩欣奉教，盡知法式”；二十九年芝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并在東觀（現威海成山頭）立石：“圣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三十二年刻碣石門：“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三十七年會稽立石：“秦圣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缶捶罘?，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在史記中，總共記載了秦始皇的六次石刻，通過石刻中的碑文表達著秦始皇的立法原則，在石刻中也記載著具體的法律與政令將之昭告天下，讓天下臣民盡知法令。

秦代也注重對于官員“普法”，以及在官員任用上注重其司法能力的選拔。最為直接的史料就是出土自湖北孝感云夢這個小縣城的睡虎地秦墓11號墓葬中發現的《語書》的簡牘。在其中記載著秦代“良吏”的四個標準即一是明習律令，能夠妥善處理公務；二是品行端正，忠厚誠實；三是能夠顧全大局，有集體意識；四是能夠擺正自己的位置，不爭功奪利、搬弄是非?？梢姡邆浠镜姆伤仞B是一名“良吏”的必備條件。如果說《語書》只是南郡守騰關于官吏考評的一家之言。那么，放在喜腹部前的《為吏之道》由于與2007年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從香港搶救性收購的一批珍貴秦簡中《為吏、治官及黔首》的內容大近相似，而被認為是秦代官吏訓導的官方教材，因而可以反映出統治者對于法治所達到的期待性目標。在《為吏之道》的第一部分記載著“凡為吏之道，必精絜（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無）私，微密韱（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審智（知）民能，善度民力”等為吏的基本原則。從“審悉毋（無）私”與“審當賞罰”，可以看作是對于官吏基本法律素養與執行司法審判基本職能的要求?！鞍察o毋苛”“善度民力”等可以看出官吏在執法和守法的前提下不擾民和愛惜民力的要求。另外，在《為吏之道》的第三部分著重提到了官吏對待人民要“處如資（齋）、言如盟、出則敬、毋施（弛）當、昭如有光”，對待老百姓要懂得施以恩惠從而凝聚民心的應有態度。

法律宣傳在明清時期以立法方式加以規定

對于秦代法律宣傳的繼承，明清時期的統治者更加重視對官與對民的法律宣傳，用立法的方式將法律宣傳加以規范，形成了《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講讀律令”條。官員作為執法者通過法律宣講習得律法處斷案件，百姓作為守法者，宣講法律也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教化方式，讓百姓知法守法，從而對法律的地方性施行效果產生助益。

對于官員的“講讀律令”，《大清律例·吏律公式》規定：“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在外，各從上司官考校?！币簿褪钦f到了每年的年終，不論是京內還是京外的官員，都要受到上司官考校。而對于“不能講解、不曉律意”的官一律要受到“罰俸一月”吏“笞四十”的處罰。而且統治者對于該條極為重視，雍正皇帝要求刑部的官員給滿漢官員抽出一條律例，讓官員背寫完全整條的律文，還要將考試依次評定上中下的等級。到了乾隆朝，有官員抱怨律例的繁雜，建議刪去關于考校律文的規定，乾隆皇帝斷然拒絕。然而，“講讀律令”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乾隆時期著名的師爺汪輝祖后出任知縣、道州牧等職。結合他自身的職業經歷，認為許多官員無法做出合理公正的審判，其原因在于“只是不諳律例所致?！?/p>

“講讀律令”條是為了彌補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選拔官員時的紕漏。在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已經不再如唐宋科舉設的“明法科”，官員們往往對當時的法律并不熟知。而“講讀律令”條的設置則將官員的范圍涉及所有的官吏，且考試的范圍也不僅局限于他們在司法工作中所要涉及的內容，而是所有的律令。甚至還要求他們結合儒家經典等內容，詳細了解法律的立法原意與目的。以此促使官員在審判案件和處理糾紛時詳查案情作出公正合理的裁決，達到更讓人信服的司法效果。

“講讀律令”也針對民?！洞笄迓衫だ袈晒健芬幎?，“其百工技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通曉律意者，若犯過失，及因人連累致罪，不問輕重，并免一次。”民只要熟讀和通曉法律，就可以獲得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在犯過失罪與因人連累罪的時候，免去處罰一次。也就如《大清律例總論》中所說的：“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境窮鄉，所在州縣仿周禮布憲之制，時為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誡，知畏法而重自愛?！?/p>

在明清時期，民間的法律宣傳還有宣諭和講約等制度。在明代，官員會定期通過當地的老人向百姓宣讀皇帝的“圣諭”，內容會涉及勸誡賭博、謹守法令、不誤農時、勤于耕作等內容，由于長期的適用，宣諭本身也具有了制度化的特征，在社會中起到了安定和諧的作用。在清代，民間也有著講約制度，也起到督促百姓知法守法、教化民眾、端正社會風氣的作用。沈家本先生在剖析中國古代法學盛衰的原因時，就留意到法律傳播之于法學之盛衰的聯系。

中國古代法律宣傳的啟示

“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敝袊糯姆尚麄鲗嵺`雖然有著諸多的缺陷與不足，古代法治宣傳在引導百姓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意圖上也值得反思。但是，基于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古代法律宣傳實踐或許有著些許現實的啟示意義。

加強官員的法治教育。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揮領導干部示范帶頭作用，努力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惫賳T尤其是基層干部，應當進一步加強尊崇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等基本的法治原則與觀念，提高運用法治手段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在平時要對法律有全面的了解，在實踐中依據法律解決問題。

完善普法機制建設。自1986年，我國開始第一次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以來，以5年為一個階段，已經完成了7次大規模的普法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實行國家機關“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的意見》。既要在組織實施的層面進一步對于普法責任的組織化管理落實落細，并完善相關工作的考評任務進行獎懲；也要完善相關機制，重視專家的決策咨詢意見和創新普法宣傳的形式與內容。

強化立法語言的精準與清晰。“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而立法語言精準和法條內容清晰是良法的標準之一?！胺ㄙF簡當，使人易曉”也是古代法律宣傳能夠達到成效的關鍵。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人權話語的中國表達與體系建構”（20FFXB042）的階段性成果；中國人權研究會2020年度部級課題項目“儒家人權話語的文化闡釋”（CSHR2020-09YB）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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