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消失的古城墻：“櫟陽”無人識商鞅

來源：法治日報

原標題：消失的古城墻：“櫟陽”無人識商鞅

來源：法治日報

□ 余定宇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述：商鞅在魏惠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因而挾了一部李悝所編的《法經》逃去秦國，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商鞅在贏得秦孝公的信任而在秦國推行變法之前，恐怕自己的聲望不能服眾，于是，便效仿了吳起的計謀設計了一個小小的把戲——“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并懸賞重金，招募民眾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有位市民，半信半疑地把這件事情做了，商鞅果然爽快地賞給他“五十金”。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傳得整個秦國沸沸揚揚，而商鞅也借此在秦人心目中，迅速地樹立起了一個“信賞必罰”的權威形象。

考諸秦史，秦人的祖先在東進過程中，曾先后在關中盆地上建立過五六座都城。而司馬遷《史記》中所說的這座“國都南門”又究竟在哪里呢？史學界只知道，歷史上曾發生過兩次“商鞅變法”，但卻不知道，商鞅第一次變法時所在的那個秦國國都，既不在雍州，也不在咸陽，而是在那個鮮為人知的地方——櫟陽。

西周時候，秦人的祖先是甘肅南部一個由“殷商遺民”而西遷的游牧民族。自東周初年，秦人的首領因抗擊犬戎有功而被分封為諸侯國之日算起，這個昔日從“東夷之地”被放逐到“西戎之角”的野蠻部族，才又一次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而其后，驍勇的秦人便開始像潮水般地翻越隴山，殺入關中，用他們的青銅刀劍和戰車，從犬戎的手中，奪取了原先屬于西周的寶雞、鳳翔、岐山等大片土地。到那位能征慣戰、被史書稱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時代，秦國的版圖已一度遠伸至西北的青海湖邊、祁連山下，成為中國西部一個雄霸一方的霸主。

秦穆公去世之后，經過一段兩百多年的平庸歲月，為了收復被魏國搶走的“河西之地”，秦獻公在即位的第二年便把國都從雍城（今日鳳翔）東遷到櫟陽，其目的不僅僅是要恢復“飲馬黃河”的秦人舊夢，亦隱隱然已含有一種欲與山東六國“逐鹿中原”的巨大雄心了。獻公死后，孝公即位，為了一洗“諸侯會盟，不與秦國”的恥辱，其那種“欲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復仇野心，更是路人皆知。要通過什么樣的方法，才能夠更迅速地“富國強兵”？正當秦孝公為此問題而傷盡腦筋時，那位魏國的小吏公孫鞅（即后來的商鞅），恰好挾著一卷《法經》來到了櫟陽。

實事求是地說，商鞅是中國古代一個性格很復雜的歷史人物。而“商鞅變法”，亦不是他個人命運的悲喜劇。這場改革，雖美其名曰“變法”，但它的內容卻已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法律”的范圍，而更多的是涉及那些關于國家政治體系結構、制度、政策等政治性的東西。“商鞅變法”對后世影響最重大的，概括起來主要是這三個方面：第一，君主專制下的“官僚政治”開始興起；第二，“重農抑商”的社會傳統政策開始形成；第三，中國法律史上的“重刑主義”開始抬頭。

平心而論，在“商鞅變法”的諸多改革內容和歷史影響之中，既有“鉗民之口”“殺人如麻”等壞的一面，也有“獎軍功、獎耕織”和“車同軌、書同文”等好的一面，既有開啟野蠻的一面，亦有推動進步的一面。但他最難辭其咎的便是：他在中國的法律制度史上，首開了一種“重刑主義”的先河。他把一個國君的治國之道簡化為“刑賞”二字，將人民的命運簡化為“耕戰”二字，從而，使秦人一生的生活內容，全部被壓縮為“耕田”和“打仗”這兩件事。他使法學淪為了政治的附庸，使法律變成了官僚的打手，而將“戰爭”與“刑罰”當成了秦國崛起的動力。通過商鞅的十年變法，秦國的“國”確實是“富”了，“兵”也確實是“強”了，但秦國也由此開始，迅速走上了一條萬劫不復的自我毀滅的道路。

由此可見，“以刑治國”與“依法治國”之間，真的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回首歷史，昔日的一切都恍如過眼云煙。而細思當年，商鞅究竟是在為誰而變法？為什么而變法？他又究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功臣還是一大罪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自秦始皇橫掃山東六國、統一中國之后，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便染上了一種濃重的、從秦國傳入的血腥味。

（文章節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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