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閃電新聞5月7日訊 記者從《文史哲》雜志編輯部獲悉，為及時總結人文學術領域的新進展、新現象、新趨勢，推動人文學術研究的繁榮與進步，提升公眾對人文學術的認知度和關注度，《文史哲》雜志與《中華讀書報》聯袂開展了2021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現將2021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公布如下：

一、從孔夫子到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通問題備受關注

中國道路需要中國理論的闡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理論的兩大重要來源，二者之間的關系持續受到學界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在20世紀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的語境中，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主干儒學，一度被當作現代化的阻力遭受批判。而當代中國發展模式所取得的矚目成就，揭示了傳統與現代、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并非截然對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通成為近年來備受學界熱議的命題。有學者提出，以儒學為基干的中國傳統文化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背景，孔夫子與馬克思這兩位相隔兩千多年的東西方哲人，在哲學觀念、精神氣質、社會理想等層面有著融會貫通的內在可能性。無論是要更深刻地說明中國人民何以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還是要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維度，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都需要站在歷史高度揭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通的內在邏輯，這已成為學界無法繞過的重大理論命題。

參考文獻

何中華：《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鄭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與邏輯》，《哲學研究》2021第12期

王立勝：《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合問題的思考》，《沂蒙干部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

馬永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邏輯生成》，《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李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百年思想演進》，《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劉建軍：《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

二、建黨百年研究成果紛呈，黨史研究學術化范式更趨成熟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在這一重要歷史節點上，增設“中共黨史黨建”為一級學科的擬議啟動，被認為阻礙黨史學科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有望得到解決，標示著黨史研究正在開啟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近年來，黨史研究成果紛呈，《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一批黨史基本著作陸續出版，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取得顯著進展，研究領域、視野和選題大為拓展，研究理念、理論和方法進一步更新，中共黨史研究正在步入一種更加寬闊、開放和謹嚴的學術境界。隨著“大黨史”“新黨史”“新革命史”等新興研究理念的提出與實踐，隨著越來越多的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等相關學科研究者的加入，隨著中共黨史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國際共運史、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中華民國史等學科藩籬的破除，隨著相關學科的新的理論與方法被積極引入，黨史學科的學術水準獲得穩步提升，正在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規范加速靠攏。在黨史研究學術化范式不斷深化和成熟的背景下，黨史學科將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版圖中占據更為穩固而突出的地位。

參考文獻

王奇生：《權力機制與聯絡技術：莫斯科與早期中共》，《民國檔案》2021年第2期

黃道炫：《垂直和扁平：戰時中共的政治構造》，《民國檔案》2021年第2期

王建朗：《回顧與前瞻: 抗日戰爭研究三十年》，《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3期

李金錚：《中共黨史回歸歷史學科的正當性》，《江海學刊》2021年第4期

楊鳳城、吳志軍等：“面向新時代的中共黨史學科建設”筆談（一），《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1期

三、辛亥晚清熱持續升溫，學界聚焦“現代中國”之生成

晚清是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樞紐性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如何看待辛亥晚清之際帝制中國向現代中國演進的斷裂性與連續性，如何理解和認識“現代中國”之生成，一直是帶有“看清來路，方知去向”意義的重要課題。

藉由辛亥革命110周年的契機，辛亥晚清研究持續升溫，論著數量達近年之最。一系列重要的文集、日記、信札、檔案等大宗史料匯編整理陸續面世，為勾勒中國近代轉型的歷史圖景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材料支撐。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在縱向上將辛亥革命放置到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這一更長時段加以觀察和思考，超越以往偏重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范式，更加關注社會、經濟、心理、文化等方面的長期變化，并在從帝制到共和的政體嬗變、國族問題的糾纏起伏、文化心理結構的根本變動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許多研究者指出，辛亥之后中國坎坷曲折而又波瀾壯闊的歷程表明，作為一個具有超長歷史連續性的超大型文明體，中國的轉型之路必須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求。

參考文獻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香港中文大學藏盛宣懷檔案全編》（4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羅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朱滸：《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與光緒帝》，《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

譚徐鋒：《史料細化與視野轉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省思》，《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6期

四、從“毀家”到“回家”：依托“親親”文化對治“個體主義”弊病的思路漸成氣候

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通過對傳統家族的徹底解構來摧毀宗法禮教。《狂人日記》、《吃人與禮教》、“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與評論，合力使政治上的反封建與家族內部的反宗法聲氣相通，“毀家”遂成為追求個體自由以及肯定人的自主權的重要表現。與之相對，近十幾年來，一種以“家”為基點的哲學思考在中國學界持續發酵。麻國慶《永遠的家》、楊效斯《家哲學》、吳飛《神圣的家》、張祥龍《家與孝》、孫向晨《論家》等論著相繼問世，試圖重新發現和確立“家”的正面價值，引起了廣泛討論。

“家哲學”的興起，既是新世紀本土傳統文化復興潮流對新文化運動以來反傳統思潮的一種具體反制，更是從學理上對治現代個體主義弊端的一種中國式努力。針對原子個體的無根性，以及這種個體本位獨大所引發的社會離散等問題，“家哲學”的提倡者們強調“親—子”“孝—慈”等傳統倫理之于人格養成的根本意義，提出了設立“個體+親親”的雙重本體、以“家”為樞紐重塑“健全個體”與“共同體文化”等主張。從“毀家”到“回家”，重估家的價值正成為一股新的思潮。

參考文獻

孫向晨：《何以“歸—家”——一種哲學的視角》，《哲學動態》2021年第3期

陳建洪：《如何理解儒“家”的當代復興？》，《中山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

張祥龍：《代際時間：家的哲學身份——與孫向晨教授商榷》，《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0期

張在林：《欲本和家本：社會變革思潮中的二重曲——兼與孫向晨教授商榷》，《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0期

孫向晨：《在現代世界中拯救“家”——關于“家”哲學討論的回應》，《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0期

五、鄉村振興戰略進程加速，鄉土文學及其研究面臨新變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實施，鄉村文明現代化提升的速度加快，推動鄉土文學創作發生轉折性變化，由既往簡單批判或歌頌為主的敘事策略與基調，轉變為重建中國鄉村精神的探尋和思索。這一深刻變化呼喚與之相匹配的理論研究，與新鄉土文學相關的美學范式、價值體系、道德準則等亟待被重新建構。

自1921年魯迅創作《故鄉》《阿Q正傳》起，百年中國鄉土文學的精神向度幾經變遷：以魯迅為代表的作家群基于現代性的啟蒙視野批判鄉村社會，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作家群站在農業文明的立場上反思現代文明，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作家群則重在反映鄉村小生產者和無產者翻身解放的心聲。近年來，鄉土文學創作嶄露新動向，包括關仁山、趙德發、胡學文在內的一大批作家重新發現鄉村生活審美價值，探索當代鄉村建設發展的可能性路徑。相關研究也開始重視從“鄉土中國”到“城鎮中國”、從“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型對于鄉土文學及鄉村審美的重大影響。鄉土文學及其研究的立意和視野不再限囿于農耕文化與工商社會的簡單對立，鄉村文明中所蘊含的人類普遍價值成分遂得以進一步彰顯。

參考文獻

劉大先：《確定性的顯隱——鄉土敘述的嬗變與“三農”的再認識》，《文學評論》2021年第6期

鄭斯揚：《鄉土中國、性別立場與倫理觀——對中國女性鄉土寫作的思考》，《文學評論》2021年第4期

楊守森：《中國鄉村美學研究導論》，《文史哲》2022年第1期

王春林：《當代鄉村小說中的創業書寫》，《中國文學批評》2021年第2期

魏策策：《社會轉型與中國鄉土文學的意涵之變》，《云南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宋學清、張麗軍：《中國鄉村的世紀轉型與鄉土小說的新變》，《文藝評論》2021年第4期

六、歷史本位還是考古本位？考古學界圍繞相關問題展開交鋒

在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召開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特致賀信，對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寄予厚望。考古學界在回顧和總結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圍繞什么是中國特色考古學、如何建設新時代中國考古學，展開了熱烈討論。

在這場討論中，如何認識中國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緊密關聯，考古學是否應該堅持歷史學傾向，再度引發學界論爭。多數學者對中國考古學的歷史本位持贊同態度，認為中國考古學長期定位于歷史科學以及它與文獻史學的密切結合，正是中國考古學的優勢與特征；甚至有學者提出“歷史話語體系下的考古研究”才是中國考古學的主流。當然，也有學者明確反對歷史學本位立場，認為百年來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了不同于傳統歷史學的歷史敘述體系，將傳統的王朝史體系轉變為考古學文化史體系；走出“證經補史”思維，建立考古學本位的“考古寫史”才是重構中國上古信史的必由之路。如何看待與處理歷史本位還是考古本位的分歧，雖是討論了二十多年的舊問題，但對于站在新百年節點上的中國考古學來說，這次討論卻有其更為重大的意義，或將成為建設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理論體系的重要起點。

參考文獻

卜憲群：《推進歷史學與考古學融合發展》，《人民日報》2021年11月07日

晁天義：《2021年考古學研究發展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月24日

劉慶柱：《中國特色考古學解讀：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之思考》，《考古學報》2021年第2期

韓建業：《中國特色考古學的主要內容》，《考古》2021年第4期

霍巍：《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傳統與時代使命》，《考古學報》2021年第4期

徐良高：《以考古學構建中國上古史》，《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9期

陳淳：《任重而道遠的中國考古學》，《群言》2021年第10期

何努：《試論傳說時代歷史重建的方法論》，《華夏考古》2021年第4期

七、王安石誕辰千年，熙豐變法研究開拓新維度

2021年適逢宋代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再度成為文史學界的熱點話題，相關文獻整理、年譜傳記、研究論著集中涌現。對于王安石變法研究史的重新梳理、對于荊公新學思想史意義的深入發掘、對于王安石生平事跡的翔實考察及其晚年心境的鉤沉再現，都推動了對王安石變法的多維度認識。

與以往研究中多把王安石變法視為社會矛盾發展必然結果的單一視角不同，當下的研究更強調在具體的歷史場景和時代條件中把握王安石的思想與心境，進而對其行為、主張展開深入細致的考察與辨析，并把熙豐變法放在歷史演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以對其作出更符合實際的評價。王安石變法研究更趨理性，與道德評判、黨爭集團、階級理論漸行漸遠，對王安石非褒即貶的評價模式大為改觀，鮮活而多元的王安石形象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今天看來，王安石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力圖解決所處時代的若干實際問題，更在于其思想和實踐豐富了我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內涵。以王安石變法為切入點，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政治運作與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已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

參考文獻

劉成國點校：《王安石文集》，中華書局2021年版

“紀念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專輯”，《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李華瑞：《近二十年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重新認識——為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而作》，《史學月刊》2021年第11期

朱漢民：《荊公新學〈三經新義〉的內圣外王之道》，《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

馬志浩：《論王安石對宋初儒學的繼承與開拓》，《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

王健：《紀念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學術研討會正式開幕》，中國日報網，2021年12月18日

八、首屆“文景歷史寫作獎”評選啟動，史學研究的公共化書寫漸成潮流

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啟動并頒布第一屆“文景歷史寫作獎”。該獎項強調作品的寫作方式和閱讀體驗，旨在發掘和鼓勵優秀的歷史寫作者，推動史學研究的多樣性，倡導公共化的歷史書寫和討論。進入初選“十強”的作品覆蓋從春秋到近代的歷史時段，涉及戰爭史、家族史、區域史、傳記寫作等多種題材，反映出當今通俗歷史寫作的蓬勃生態。

近些年來，通俗歷史寫作和公共歷史討論日益升溫，公眾對于歷史知識的渴求更加專業而多元。自媒體時代，閱讀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來自讀者的反饋和互動對于歷史寫作施加了愈發明顯的型塑作用。專業與通俗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不僅非職業學者的通俗歷史寫作更趨學術化，職業歷史學者的專業研究也開始嘗試更具吸引力的歷史書寫方式。敘述史、微觀史、生命史、景觀史、日常生活史等富有現場感和可讀性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晦澀死板的歷史敘述方式漸趨邊緣。歷史書寫要面向公眾、面向現實，正在重新成為學界共識；是否有趣、是否可讀，也成為現今評判歷史著作的重要標準。史學研究的公共化書寫正在成為潮流，國內歷史寫作范式或將迎來大面積轉型。

參考文獻

《歷史如何更開放地切近公眾？首屆文景歷史寫作獎頒出》，澎湃新聞，2022年1月10日

《首屆文景歷史寫作獎揭曉：學術和通俗的界線正在模糊，非科班出身也能寫出好作品》，界面新聞，2022年1月10日

《專訪張邦煒：如何看待近年來的“宋史熱”？》，《新京報·書評周刊》2021年12月7日

《歷史學界討論宋朝熱，學者稱吳鉤的寫作存在問題，會把歷史拆得七零八落》，界面新聞，2021年10月20日

《作為一種方法的史景遷》，《經濟觀察報》2021年12月29日

九、“后疫情時代”登場，全球化的未來走向引發熱議

“新冠”疫情在全球層面的長期持續，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我們熟悉的世界。盡管這種改變仍未被人們所充分認識，但并不妨礙目前已有人用“后疫情時代”一詞來標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后疫情時代，面臨重塑的不僅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運行的基本模式，更重要的是已經開啟了數個世紀之久的全球化進程會不會遭遇結構性的調整甚至出現歷史性的轉折？這一問題吸引了眾多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和深入討論。

學者指出，歷史上的所有大疫情均對國際形勢造成過巨大沖擊，新冠疫情也不例外。由于全球物流與供應鏈的受限，原本以經濟為中心的全球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進一步暴露；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又放大了國際間的政治分歧、經濟差距和文化沖突。疫情下的世界秩序明顯出現了地方化、區域化的特征，甚至不乏逆全球化的舉措出現。這種態勢是否會根本扭轉全球化的大趨勢？另有學者認為，由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更加凸顯了人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隨著防疫措施的成熟和技術手段的進步，全球化要素的流動必將逐步恢復，全球化將以新的形式進入復蘇軌道。“后疫情時代”的世界究竟會何去何從，已成當下人類社會的普遍憂慮。

參考文獻

鄭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誕生》，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東方出版社2021年版

黃玉順：《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國際儒學》輯刊2021年第3期

王懷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后疫情時代的價值與趨勢》，《山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第2期

席來旺：《對“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的幾點看法——兼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持久性與新內涵》，《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王棟、賈子方：《新冠肺炎疫情與技術進步雙重影響下的全球化趨勢》，《國際論壇》2021年第1期

十、“元宇宙”創世，學界省思虛擬世界的存在論地位

本年度，眾多國內外科技公司和機構高調啟動“元宇宙”布局，2021年因此被業界稱為“元宇宙元年”。構想中的元宇宙，是一個既獨立于現實世界，又能與現實世界無縫連接的平行虛擬世界。假使這場科技領域的重大革新得以漸次落地，未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等或將迎來又一次深刻變化。

人文社科學界敏銳捕捉到了這一動態，并就元宇宙的存在論地位展開了討論。有觀點認為，在傳統的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的劃分之外，元宇宙的到來將增加虛擬世界的維度，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主體、人格、行為等基礎概念定義也會隨之發生變動；甚至有觀點認為，元宇宙實踐意味著“人的意識創造了宇宙，而非宇宙創造了人的意識”，這足以顛覆有關存在與意識的經典認知。但也有學者對此予以否定，認為現實世界的權力、資本、影響力格局勢必復現于虛擬世界，而人在時間與注意力上的有限性也使虛擬世界無法真正脫離現實，就此而言，元宇宙或將全方位改變人類生活，但它并不具備獨立于人類現實生活世界的存在論地位。不論元宇宙的實際前景如何，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虛擬與現實的邊界變化，都會對人類既有認知體系造成不可忽視的沖擊。

參考文獻

趙國棟、易歡歡、徐遠重：《元宇宙》，中譯出版社2021年版

閆勇：《多國學者審慎關注“元宇宙”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1月5日第3版

王峰：《元宇宙是否造成了人文斷裂》，《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2期

于京東：《元宇宙：變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重構與挑戰》，《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2期

趙汀陽：《假如元宇宙成為一個存在論事件》，《江海學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