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青華洞碑力證河道總督衙門在濟寧

來源：濟寧晚報

原標題：青華洞碑力證河道總督衙門在濟寧

來源：濟寧晚報

本報記者 王艷茹 攝影記者 董紹進

在濟寧學院附屬中學青華洞內，有一方隱身于茂林修竹的石碑。透過斑駁的碑刻，清晰地言明了“欽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之錫熏沐拜撰”等內容，有力佐證了河道總督衙門確在濟寧的史實?！昂拥揽偠窖瞄T是中國運河之都的根本標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更是中國重要的國家象征之一?！睗鷮庍\河文化研究會會長杜慶生這樣定位河道總督衙門的歷史地位。近日，本報記者專訪“青華洞碑”碑刻發現及撰寫者和其背后的故事，帶您了解河道總督衙門在大運河歷史文化遺產體系中深厚的政治意蘊、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

機緣巧識石碑 曾作為一塊普通石頭堆在角落

“李一老師要出書法作品集了！”年初，聽到老師準備收集曾在各地牌匾上創作的書法作品的消息，本土畫家華峰立刻想到濟寧也有其作品——多年前翠竹遮映的青華洞碑亭牌匾上就留下了老師的墨寶。

為此，華峰特意來到濟寧學院附屬中學青華洞內，精心拍攝老師的作品圖。春寒料峭，青華洞前，一排修竹帶來一抹春意。推開暗紅色大門，碑亭和石刻映入眼簾。環顧四周，從整體設計到牌匾風格都透露著道教的肅穆自然，亭上的對聯正是重建青華洞碑亭時李一老師撰寫的。

青華洞，又名昌祖堂，是濟寧一處道教隱宗妙真派的道觀。原址在原中區政府西臨，濟寧學院附屬中學院內，始建于元朝，清康熙十二年版《濟寧州志》記載，青華洞原為王敦臨的私家園圃，清朝時期由胡若琦改建為道觀。觀內喬木森郁，亭臺池館，嶺岈幽邃，大門左邊有鐘樓，后院有亭子，東西堂六間，大殿三間，洞后有太乙救苦天尊殿一大間，斗母閣三間，東院有竹林，十方堂三間。傳說呂洞賓是古代八仙之一，曾去蓬萊仙山采藥，專治人間疑難病癥，能濟世活人，因而常年香火討懺求藥不斷，每年農歷四月十四日有昌祖盛會。據說有道士二人每天上街收拾字紙，集中焚化，把灰送到河里沖去，意為敬惜字紙。1958年，住持韓至湘將此廟讓給學校，將呂洞賓神像移至半截閣火神廟內供奉。

青華洞的神話隨著歲月流逝，仿佛被覆上了一層塵，在人們的記憶里漸漸模糊，而碑文的發現，無疑讓這塊碑刻成為佐證河道總督衙門設在濟寧的重要文物。

濟寧學院附屬中學美術老師王令琦是碑刻的發現者和保護者之一。

“原碑在濟寧學院附屬中學（青華洞原址）院內存放多年，歷經日曬雨淋，作為一塊普通的石頭在角落里無人識。上個世紀90年代初，學校建教學樓時，施工人員正打算把石碑推入地槽，被教務處老師李長榮勸阻，石碑才得以幸存。但是，教學樓建好以后，石碑還是被攤上水泥成了石雕底座?！蓖趿铉鶎Υ吮陡型锵?，作為一方清朝的碑，碑文難以辨認到這種程度，和水泥對碑的污損有著直接關系。

“2005年春天，我路過時不經意間看到石頭上竟然有字，作為一位美術老師，對于藝術有著天然的敏感，我隱約察覺到它不同尋常。當時我立即找到了李長榮老師，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共同用篆刻刀將石碑上的水泥清理干凈，拓片留存，碑刻第一次呈現在我們面前?！?/p>

回憶起十多年前發現碑刻的故事，王令琦仍然難掩激動：“我和李長榮老師邀請了市博物館的夏忠潤逐字逐句辨認碑文，發現它清晰地記載了碑文由順治十六年河道總督朱之錫撰寫，書法出自山東巡撫方大猷，會首胡若琦等立石。此外，還以工作日志的形式記錄了在濟寧任職期間流傳的呂洞賓顯靈的故事?！?/p>

碑刻無疑佐證了治運司運最高行政機構——河道總督衙門確實設在濟寧，這個發現引起了學校的高度重視。2006年春，濟寧學院附屬中學把青華洞石碑立起來，新刻“重光記”以示來者，并重建了青華洞碑亭。

重現輝煌歷史 配置規格和職能均為“頂格”

在濟寧段運河，有兩大事關京杭大運河生存發展的標志性工程：河道總督衙門和南旺分水樞紐。這其中，河道總督衙門駐濟寧，成為“中國運河之都”的根本標志，也是“中國運河之都”稱謂的由來。

作為當年治運司運最高行政機構，河道總督衙門究竟有何獨特之處？為此，記者專訪了濟寧市運河文化研究會會長杜慶生，通過他的描述展現了曾經輝煌的總督衙門原貌。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元明清時期，治運司運機構的設置均被放到特別重要的位置，尤其元代在規劃開鑿京杭大運河之初，就在濟寧城東南的魯橋鎮設立了專管河道運輸的“漕運司”，之后又于濟寧正式設立都水監、行都水監。明朝皇帝朱棣下決心遷都北京之后，最先安排修建的一大建筑，就是敕命前往濟寧疏浚運河的工部尚書宋禮于永樂九年（1411年）建造了河道總督衙門。

對運河衙署建筑，歷代都嚴格尊崇封建社會的禮制制度，在空間格局上特別重視主次關系，強調軸線的嚴格對稱，使其構成一個完整有序的群體。宋禮建造的河道總督衙門，坐北朝南，在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上依次布置了照壁、大門、儀門和大堂、二堂、三堂等主體建筑，其他附屬建筑則設在中軸線左右的副軸線上，形成東、中、西三路的對稱格局。

“和一般衙署不同，運河衙署的堂額牌匾更多體現了運河特色，反映出運河衙署建筑的文化內涵。河道總督衙門大門外的東西二坊所題‘砥柱中原’‘轉漕上國’，運河同知廳的‘符分望國’‘餉轉神京’，泉河通判署的‘功分轉運’‘任重虞衡’，濟寧分司的‘都水行臺’‘砥柱中流’等，就豪情滿懷地對大運河國家命脈的作用進行了強調，同時宣示其職能之重以及為官要盡職愛國的氣節和情操?！倍艖c生說。

從配置的規格和賦予的職能上看，河道總督衙門作為朝廷六大部院之外設立的、相當于今天水利部、航運部兩部職能的部院級機構，可直接參與同治運司運和治黃相關的國家政務。所委派的官員一般是正二品，但也不乏一品大員，如元代的郭守敬、馬之貞、李奧魯赤、賈魯，明代的宋禮、陳瑄、朱衡、潘季馴、舒應龍、李化龍，清代的楊方興、朱之錫、靳輔、白鐘山、林則徐、曾國荃等。據統計，僅明、清兩朝，就有209任、190名朝廷大員署理總督。河道總督衙門同時擁有或掌管著自己的軍隊，并主要依靠軍隊來實現其總督職能。因此，河道總督衙門又是一個軍政合一的機構，濟寧駐軍最多時達1.3萬人，一時間，濟寧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軍事要地。

關乎國計民生 河道總督衙門最終設在濟寧

河道總督衙門之所以能夠設在濟寧，有兩個必備的前提條件：一個是當時的國家發展大勢，另一個是濟寧特殊的地理環境。

山東段運河處在大運河的中樞位置，是整個運河的關鍵區段，濟寧河段則是關鍵中的關鍵，而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有一個居高臨下的南旺。位于汶上縣境內的南旺鎮，是運河全線的至高點，被稱為“水脊”“駝峰”。史載，從這里向北到御河邊的臨清，高差達90尺；向南到黃河邊（元代黃河奪淮水入黃海）的沽頭（今江蘇沛縣城西），高差達116尺，形成了兩端低洼、中間隆起、狀如拱橋難以通水行船的地形地貌，加上黃運交匯的困擾和之前建造的“四水濟運”工程、之后建成的“閘河”帶來的管理上的困難，就形成了水源少、黃河擾、管理難三大制約運河漕運而讓朝廷最為頭疼的難題。

歷代王朝都把大運河看作國家政治經濟的生命線，明清兩朝更是明確提出，“政莫大于治河，功莫重于漕運”。面對制約運河漕運的難題，元、明、清時期毫無例外地始終把濟寧運道的開辟與經營作為朝務的重中之重，為此才專門在濟寧設立了治理運河、管理運河同時治理黃河的最高行政機構和相應的軍事機構，元代設行都水監，明代設總理河道，清代設河道總督，一般統稱“河道總督衙門”。

“我在查閱歷代總督寫給當時朝廷的奏折時發現，不少總督習慣于把總督衙門簡稱為‘總河’，所以后人也常常把河道總督衙門稱作‘總河衙署’?！倍艖c生說。

為確保擔負起治運司運和治黃的重任，河道總督衙門之下又設置了眾多的各級各類機構。譬如，清代河道總督衙門設置的從屬機構就有運河道署、運河同知廳、管河通判署和泉河通判署等；軍事機構是河標中軍副將署，其下屬的軍事機構又有運河兵備道署、運河標營署、運河營守備署、衛署等。此外，還有朝廷派駐的撫按察院、巡漕使院、按察司行臺、布政司行臺、治水行臺等機構，民間號稱“七十二衙門”。目前經過專家考證，有名稱、有官衙、有職責、有業績的分支衙門就達71處。這樣，在當時就形成了以總督衙門為龍頭、以國家第一要務即抓好河務漕運為職責的一個龐大的行政運作體系。沿運各地無不聽命于來自濟寧的指令，無不受制于駐在濟寧的河道總督衙門，從而使濟寧的地位凸顯，理所當然地成為京杭大運河的河都和除京城之外的又一個政治中心。

在運轉過程中，河道總督通過治運司運和治黃直接參與國家政務，包括官員的舉薦和任免。據《濟寧運河檔案史料匯集》載，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至光緒28年（1902年）173年間，濟寧運河“東河總督”奏折和皇帝的朱批即達5296件，平均每年30.6件，平均每月2.6件，內容涉及山東、河南的治運、司運、漕運、治黃、官員任免、官員謝恩、官員舉薦和運河水情等方面，內容詳實，史料豐富。

總督駐節濟寧 興利除弊描繪治河能臣群像

明清兩朝河道總督衙門里，涌現了一大批治河能臣，他們興利除弊整頓河務，刻畫出了勤勉敬業的河道總督群像。

“提到明代水利家，潘季馴首屈一指，曾為中國古代的治河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在嘉靖、隆慶、萬歷三朝任職河道總督兼提督軍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他先后四次出任該職，把全部精力用在治河事業上，‘壯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雖在任城（今濟寧）二十余年，卻無暇去看位于運河岸邊的太白樓，在他離任前留下的《登太白樓》一詩中有這樣兩句，‘獨戀廿載成虛度，才一登臨又白頭’，足見他的敬業精神?！倍艖c生說。潘季馴的主要功績在于治理黃河，避黃保運，因而他總結出治黃的經驗：筑堤防溢、設立減水壩、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河行舊道、反對改流、講究修防、借黃通運。

此外，在運河沿線的筑堤、疏淺、修閘、建壩及明確水柜諸湖的疆界制度建設等事項中，保障了任期內漕運的暢通。南旺建有潘公祠，濟寧河神總祠置有潘氏神位，享受祭祀。有《河防一覽》《兩河管見》《兩河經略》等專著傳世。

順治十四年，青華洞碑文的撰寫者朱之錫擔任河道總督。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清代前期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中進士，順治十四年，原任河道總督的楊方興卸任，因河道總督一職事關重大，朝中亟需選擇合適人選。順治皇帝在博選廷臣時，惟看中吏部右侍郎朱之錫，特擢朱之錫為兵部尚書兼河道總督，令朱之錫駐守濟寧，兼管東河、南河事務。在出任河道總督期間，他恢復運道規制，凡修守運河堤岸、工程、錢糧、職守等主張，逐一條奏，得批準后作為條規執行。丁憂后于十八年再任，他穿梭往來于山東、河南、江蘇河段，因勞累過度，康熙五年卒于任上。朱之錫親自主持了董口新河開挖、黃河太行堤修治、高郵運河段挑淤等工程，徐、兗、淮揚一帶百姓懷念他的功績，卒后崇祀于報功祠。雍正元年，皇帝親派大臣主持，在河南武陟縣建造黃河最大的河神廟——嘉應觀，把朱之錫列為中國河神“四大王”之一。乾隆帝南巡，封其“助順永寧侯”，后加封號“佑安”。

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曾在濟寧當過總督。1831年冬天，林則徐來到濟寧出任河道總督，他在此寫下了明代陳慕白的詩句：“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以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從濟寧出發，親往運河各工段查驗，嚴格把握質量標準。在巨嘉汛區，他對督工不力的該汛主簿徐恂嚴加懲治，“力振因循，破除情面”，將其摘去頂戴，然后看督補情形再定去留。林則徐對工程造價把握十分嚴格，他上奏朝廷請修五處堤工、民堰、減水壩，按工確估共需用銀7585兩，他按工造價，減之又減，毫無虛浮。工程完成后，運河啟閘鋪水，繁忙漕運開始，他又奉旨調任江蘇巡撫，從此離開濟寧，結束了他在濟寧的河道總督的任期。雖然這只是他沉浮宦海四十年中的一頁，但林則徐鐵腕治吏、節儉治河的功績卻成為濟寧近代史上的一個亮點。

治運歷史悠久 設立最高治運司運機構 長達619年

元初設都水監、行都水監駐節濟寧，為中央治運司運機構派駐濟寧之始。具體講，自元代至元二十年即公元1283年開通途經濟寧的京杭大運河，同時設立行都水監至1902年停漕罷運，運轉長達619年。

自明代永樂九年（1411）年時任工部尚書宋禮奉命疏通會通河并在濟寧建總督河道都御史衙門，即后來統稱的河道總督衙門，至1902年停漕罷運，衙門運轉491年。其間僅有27年，共4人，計5任總河移駐清江浦（現淮安），“而濟寧之行署不改”。

自清代雍正七年河道總督衙門一分為三，在清江浦設江南河道總督，簡稱南河總督；在濟寧設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又稱東河；次年又增設直隸河道總督，也稱北河總督，但歷時不久，乾隆十四年（1749），即由直隸總督兼理而不設專官，故清代實際僅存南河及東河二督。東河總督署一直到1902年裁撤，計173年，1860年，捻軍攻破清江浦，燒毀南河總督署和整個城市。次年即1861年，南河總督被裁撤，南河總督署在清江浦設置132年。

不難看出，濟寧正式設立治運司運最高行政機構的時長達619年，即便從明代設置河道總督衙門算起，也長達491年。雍正年間一分為三后在淮安設立的南河總督只存在一百幾十年的時間，雖然明景泰年間（1451年）在淮安設置了漕運總督署并持續較長時間，但主要負責漕糧的集散和調配，無法與濟寧作為全面掌管大運河包括黃河治理管理在內的國家又一個政治中心的地位相媲美。

記者手記

大運河記錄了中國歷史文化寫不盡的厚重、壯美和輝煌，它的開鑿、發展和興盛的歷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采訪過程中記者深刻感受到：如果沒有河道總督衙門以及以潘季馴、朱之錫、林則徐等為代表的數百位滿腹經綸、胸懷報國之志獻身于治運大業的河道總督的協調和調度，就沒有大運河的又一個全盛時期，也就不可能誕生博大精深的運河文化、運河文明。青華洞碑刻不僅僅作為文物和藝術范疇存在，它的碑文以史實的方式，更是重現了河道總督衙門確在濟寧的輝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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