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社
2023-02-19 15:01:02
全面性和協調性是中國式現代化人權道路的重要特征。
作者:唐穎俠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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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人人享有人權,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項人權保障水平。全面性和協調性是中國式現代化人權道路的重要特征。
首先,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國情決定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獨特道路。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人口超過14.1億,約占全球總人口的18%。這一特殊國情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的現代化,是14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而不是少數人的現代化;是14億多人均衡共享現代化成果的現代化,而不是少數人獨享現代化成果的現代化;是促進14億多人全面發展的現代化,而不是物質主義膨脹、僅是單向度的人的現代化。
貴州桐梓,菜農在5630次“慢火車”的“帶貨車廂”內整理蔬菜。往返于遵義市與重慶市的5629/30次公益性“慢火車”最低票價6元人民幣,是當地村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瞿宏倫 攝
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權道路是以全體人民為單位的整體而全面的推進,平等共商共享現代化成果。這個過程沒有可以照抄照搬的模板和先例可循,只能適應人口規模巨大的國情走自己的路,創造人權文明的新形態。在此過程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進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人權事業的奮斗目標。
共同富裕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在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蘊含著豐富的關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淵源。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是關于“均富平等”思想的樸素表達。《禮記·禮運·大同篇》更詳細論述了中國先賢對“大同社會”的理想追求。
浙江省溫嶺市松門鎮松建村的小康型住宅與整齊劃一的田園相互映襯。劉振清 攝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將馬克思主義人權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權道路。中國著力解決地區、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現實問題,打贏了脫貧攻堅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實現共同富裕,使人民過上美好生活是中共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共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摒棄了抽象和空洞的符號式人權表達,通過先溫飽再小康的共同富裕之路證明堅持生存權與發展權為基本人權的中國經驗。中國人權建設被吸納融入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中,把人權具體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奮斗過程之中。實踐表明,這是一條具體且漸進的人權之路。
2012年至2022年,西藏邁入統一電網時代。圖為西藏阿里聯網工程施工人員在日喀則希夏邦馬雪山附近進行走線作業。江飛波 攝
第三,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作用,共同促進人權文明的豐富多彩、和諧平衡。一方面,充足的物質條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礎,為人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為各項人權的實現提供了基本條件。
從國際人權法來看,適足的生活水準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被明確規定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其基本內涵指人人都有獲得適足、安全的食物、衣著和住房,從而過有尊嚴的生活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另一方面,精神文明是共同富裕持久發展的保障,精神生活的豐富多樣性也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
甘肅臨夏,在莊窠集鎮鄉村振興巾幗行動培訓班上,參訓學員書寫漢語拼音。該培訓班旨在讓當地未上過學的婦女通過培訓獲得基礎發展能力。九美旦增 攝
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內涵生成了人的全面發展,也與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全面性特征相契合。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民生福祉是實現人權的具體場域。正如中共二十大報告所述,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權意義。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江蘇常州,航拍武進區前黃鎮漁光互補光伏發電基地。該基地實現了“上面發電、下面養殖,科學發展,綜合利用”的漁光一體模式。泱波 攝
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孕育了中華民族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文化傳統和綠色情懷,對于解決當代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問題具有啟發意義。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認為,人與自然是相輔相成、有機的整體,要通過尊重自然環境和善待自然環境達到可持續發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作為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環境容量有限、生態系統脆弱,生態環境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無法承受高消耗、高污染模式所帶來的環境壓力,要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就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公民環境權益得到了切實保障。
青海省海晏縣,青海湖沙島內的濕地生態良好。沙島曾以獨特的沙丘景觀聞名,經過生態治理,島上植被覆蓋率接近70%。賈天勇 攝
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人權道路就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權益,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中國環境權保護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戰略中展開,二者相互依托、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目的和最終結果是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環境權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出發點與歸宿。中國提出了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同時,中國正在通過具體的指標設計和制度安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保障生物多樣性,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第五,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華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等理念孕育了中國人熱愛和平的民族秉性。近代以來,外敵入侵、內部戰亂曾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也堅定了中國人民心向和平的信念追求。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中國人民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
2021年10月18日,游客在北京圓明園遺址公園內參觀大水法。當日是圓明園罹難161周年紀念日。易海菲 攝
和平與人權密切相關,和平的環境是人權得以實現的基礎,保護人權有助于世界和平。二戰后,國際社會在反思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破壞和駭人聽聞的慘痛后果同時,也不斷朝著邁向持久和平作的制度層面努力。《聯合國憲章》在其序言中申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從而為和平權奠定了基礎。《世界人權宣言》序言開宗明義地講,人權“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并宣布“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其后,1966年通過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也秉承了《世界人權宣言》的這一立場。此時,國際社會已形成普遍共識——人權乃是和平之基礎。
1968年國際人權會議發表的《德黑蘭宣言》確認:“和平普遍為人類所冀望,而為了徹底達到人權及基本自由,和平與正義為不可或缺的要素。”1975年,美蘇及西歐各國簽訂的《赫爾辛基宣言》也宣告:“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為和平、正義及福利之基本要素。”在這兩個宣言中,人權與和平被互認為關鍵要素。《聯合國憲章》及這些宣言都表明了同一個理念:沒有人權就沒有和平,沒有和平就沒有人權。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道路,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智慧,超越霸權擴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各國相互尊重主權,才能夠正視差異,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在人權保護方面存在的分歧,通過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包容并蓄。維護和平是保護人權的前提基礎,人權得到保障和實現也是和平發展的目的所在。
專家簡介:
唐穎俠,法學博士,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副主任。中國人權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理事、中國太平洋學會自然資源法學會常務理事。天津政府法治智庫專家。《人權研究》期刊編委會委員、《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人權藍皮書)》審稿專家。曾赴香港大學法學院、韓國首爾大學法學院、挪威奧斯陸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丹麥人權研究所、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歐洲人權法院、歐洲理事會及歐盟議會、烏茲別克斯坦國家人權中心等進行訪問和交流。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法、人權法、氣候變化法,多年來致力于人權指數、環境權利、兒童權利、氣候變化與人權等問題的研究。
約稿:曾靜寧
文字編輯:安英昭
圖片編輯:趙文宇
排版:吳蓓蓓
責編:彭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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