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一國兩制”成功源于中央的決心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記者 白云怡】編者的話：今天，我們迎來了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紀念日。回首過去，“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實踐情況如何？展望未來，香港應該怎樣做才能發展得更好？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就這些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中央非常審慎、極其負責

環球時報：您如何評價過去25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情況？

劉兆佳：要評價“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情況，我們首先要回到最初：我們創建“一國兩制”，要達成什么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用和平手段實現國家統一。在香港回歸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大動干戈，“一國兩制”讓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前景充滿信心。可以說，這個目標實現了。

第二個目標是長期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這個目標也實現了。在某些方面，香港甚至還取得了更好的發展，比如作為全球金融與服務中心的地位不斷得到加強等。

總的來看，盡管中央享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香港仍被賦予廣泛的權力，從而能夠行使高度自治權；北京仍然保留來自憲法及基本法的憲制權力，以確保國家安全得到保障。可以說，過去25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總體上是成功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為何能成功？我認為這要歸功于中央以極其負責的態度履行“一國兩制”下的責任，同時又以非常審慎的態度行使憲法權力。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成功源于中央的決心、誠意和一絲不茍的態度，以及在面對反中亂港分子和外國勢力的不斷挑釁時，中央對香港表現出的巨大耐心。

當然，在過去25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一些挑戰，反中亂港勢力不斷損害特區的有效管治，挑戰中央權威，不遵守憲法和基本法，持續在香港挑起政治斗爭等。 在這一背景下，未來香港亟須進一步壯大愛國力量，遏制內外的敵對勢力，強化行政主導，推動人心回歸，并在西方不斷加強對香港打壓的背景下，拓寬香港未來的發展道路，以更好地踐行“一國兩制”方針。

環球時報：在談及香港未來時，不少西方媒體聲稱“香港政改前景黯淡”，并認為這是“一國兩制”遭到“破壞”的體現。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劉兆佳：這一敘事涉及西方對香港管治的一個曲解，那就是民主發展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最重要的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在這一謬論的基礎之上，香港內部一些反中勢力打著“爭取民主”“違法達義”等口號，暴力沖擊香港政治體制，還得到西方的包庇甚至吹捧。

事實上，香港政治體制的首要目的是要維護國家利益、捍衛國家安全、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民主發展也是“一國兩制”的目標，但這不能妨礙其他更重要目標的實現。

香港的選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國兩制”的一個組成部分，且必須有利于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因此，香港未來民主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愛國力量不斷壯大、反中亂港和外部勢力不斷萎縮、國家安全威脅不斷減少、人心回歸不斷實現以及繁榮穩定不斷提升的基礎上。

西方輿論有意歪曲香港的歷史和現實

環球時報：回顧過去25年，您認為西方敘事——甚至一些港人自己——對香港的歷史和現實存在哪些誤讀或謬論？

劉兆佳：香港存在一個非常令人警覺的現象，即大多數人對香港自身和國家歷史認知的缺乏與扭曲。我們注意到，研究香港歷史的中文書籍比較少，為數不多的一些也主要集中在社會、文化領域，而很少從政治和管治的視角來看待香港歷史。于是，絕大多數香港人對香港政治史的認知來自于西方尤其是英國人的書籍。

在這些歷史敘事中，西方肯定殖民管治的“合法性”，肯定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甚至從美化殖民者的角度，把香港人在被殖民時期取得的成果歸因于英國人及其放任主義、不干預主義的管治方式。這一敘事在香港相當普遍，但卻是極為偏頗和錯誤的：它沒有涉及殖民管治的本質，忽視了其種族壓迫、民族歧視和暴力統治的內涵。

另一個常見的西方有關香港歷史和現實的謬誤，就是認為回歸后的香港應繼續當受西方“特殊照顧和保護”的地方。這點從1992年出臺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和最近幾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一系列聲稱意在“維護香港的自治、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法律就可見一斑。

多年來，西方儼然把香港當作一個中國之外的“獨立政治實體”，認為這個實體應繼續為西方服務。美國甚至認為它可以根據其國內法隨意干預香港的事務，并以香港人“保護者”的姿態質疑和攻擊中國中央政府對港政策。這些從本質上說，都是在挑戰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顛覆基地。

環球時報：在香港政治制度方面，西方敘事是否也有許多長時間存在的謬論？

劉兆佳：在對“一國兩制”的解讀中，一個最常見的謬論是把《中英聯合聲明》當成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和認受性來源，從而讓英國、美國乃至部分西方國家認為“有資格”過問回歸后香港的事務，并且可以以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為由向中國“追究違反國際協議”的責任。

然而，西方不斷重申《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回歸后繼續有效的說法，其實沒有法律依據。事實上，國家憲法才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據。第一，中央根據憲法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中央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國根本沒有援引《中英聯合聲明》向中國發難的法律依據，更不要提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其實想想就知道，在整個中英談判中，中國政府一直把維護國家主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怎么可能會和英國簽訂協議，容許英國在香港回歸后還繼續擁有法律依據來插手香港事務？

另一個常見的曲解是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理解為“完全自治”，否定中央在香港所享有的權力和須履行的責任。在這種曲解下，一些香港人不接受全國人大的釋法，而中央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進行監督、行使對特區政府問責等權力，也動輒被視為越權之舉，被他們扣上“破壞‘一國兩制’”的大帽子。

這種認知的錯誤之處在于它罔顧香港自治權來自于中央授予這個基本事實。不要忘記，“一國兩制”本身的創制者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而中央也可以依照國家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制定與香港有關的法律。

香港需要強有力的、有家國情懷的管理團隊

環球時報：接下來，香港最應做什么？最應警惕什么？

劉兆佳：在接下來的數年，香港將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的外部形勢和充滿挑戰的內部環境。

一方面，在美國日益升級對中國打壓力度的背景下，香港過去從西方能得到的發展機遇以及“特殊優惠”將會不斷被剝奪，而西方對香港的制裁和打壓則會更為嚴厲和頻繁。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必須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與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經貿聯系，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從而讓香港能夠得到廣闊發展空間和新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動力。

另一方面，來自香港內部的挑戰因為過去十多年的內耗，已變得越來越嚴重和復雜。這意味著香港需要組建一個強有力、有家國情懷、勇氣擔當超群、銳意創新和具備廣闊與長遠視野的領導團隊，盡快以成績建立管治威信。同時，特區還應網羅各方面英才，加入特區管治隊伍，物色和委任愛國人士擔任各種行政和專業職務，接受培訓和磨煉。

過去，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習慣于堅持“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思想，但過度強調“不干預”已不適應當下香港的形勢。未來，特區政府要勇于“干成事”，要勇于優化和改革那些阻礙政府施政的、過時的和多余的法律法規、程序慣例和機構，提升政策制定和執行效率，加快問題的解決。

最重要的是，未來特區政府在治理香港的過程中，要虛心接受中央的領導和指導，切實執行中央的指令，并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問題上。

人心回歸已得到法律和制度支撐

環球時報：很多人認為，香港還需要人心回歸。您怎么看這一問題？

劉兆佳：人心回歸本質上可以理解為對中華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升，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和支持提升。此外，人心回歸也包括對香港的殖民管治歷史有全面和批判性的認知，不盲目吹捧香港殖民管治時代。

回看歷史，盡管世界上絕大部分前殖民地在擺脫殖民統治后，都經歷過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特別在公職人員當中推行的“去殖民化”思想教育計劃，但出于穩定人心的目的，中央在1997年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未把思想層面的工作放在對港方針中特別重要的位置，在思想層面對香港人提出的要求不高，只期望香港人不要做對國家和香港不利的事情。

在這段時期，特區政府內有不少公務員也對推行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頗為抗拒。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種錯誤認知導致的：多年的殖民管治歷史，讓部分香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有抵觸情緒；不少人擔心推行思想教育會引發政府內部、社會人士和家長的反彈，讓反對派有可乘之機，對自己仕途不利；還有些官員錯誤地認為香港過去的政府從來都不插手社會事務，更別說進行“思想改造”。很顯然，他們忽視了港英政府曾在香港從事的種種“去中國化”、有選擇性地灌輸西方價值觀，甚至宣揚“順民意識”的惡行。

特區政府沒有在香港回歸之后積極推進人心回歸的工作，然而香港內外敵對勢力這些年卻花了大力氣嘗試占領這個“陣地”，尤其是在教育和媒體兩個領域。他們蓄意構建出一個和“中國人”對立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并以此為依據鼓吹各種各樣的分離主義主張，挑動香港與中央、香港人與特區政府以及內地人之間的對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現象對“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威脅已經越來越大。

這些年來，中央已越來越意識到人心回歸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越來越重視在憲法、基本法、國情等方面的思想教育。近兩三年來，特區政府在推動中國歷史、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力度仍然不夠。

在國安法實施和選舉制度改革后，人心回歸工作已得到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支撐，為日后的推進掃除不少障礙，諸如“去殖民化”等工作可以在新政治環境下大踏步地展開。相信通過這些撥亂反正的措施，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會先認識到自己作為中國公民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進而逐漸明白香港和內地是利益共同體，并最終深刻地意識到特區與國家是血濃于水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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