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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的一個新的重要論斷。這條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百年不懈探索開創出來的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必由之路，它既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又體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獨特規律。從發展進程上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西方現代化既有道路的最顯著區別，在于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并聯式”發展過程，而非西方現代化的“串聯式”發展過程。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并聯式”發展特征，對于準確把握發展戰略，發揮后發趕超優勢，規避發展中的重大風險，順利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各項事業穩步向前有著重要意義。

“并聯式”現代化具有發展時間的高度壓縮性。西方國家“串聯式”的現代化進程大多經歷了200多年的時間跨度。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起始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成時間是2049年，跨度為100年。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只相當于西方國家的1/2到2/3左右。如果把二戰后信息革命對現代化內涵和外延的拓展計算上，西方國家實際完成現代化的時間更是遠遠長于中國。高度壓縮的現代化時間，意味著中國必須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保持一個顯著高于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速，唯有如此，才能在人均GDP等現代化核心指標上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趕超。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盡管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可能會對國內經濟發展形成一定的沖擊，但使經濟運行維持在合理區間仍然是如期實現發展目標的底線。

“并聯式”現代化具有發展任務的高度疊加性。西方國家“串聯式”的現代化可以在200多年時間里實現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的依次發展，各項發展任務的界限相對分明而又相互銜接，而中國“并聯式”的現代化則要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疊加發展乃至同步發展，導致上一個階段的發展任務尚未充分完成就不得不面對下一個階段的發展任務，其風險和挑戰是西方國家現代化所不能比擬的。例如，西方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工業化和城鎮化完成后發生的，工業化的機器代替人力效應和城鎮化的農村勞動力減少效應使得農業的現代化水到渠成，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是在城鎮化剛走過半程時就開始啟動的，數億農業轉移人口尚未完成融入城市的過程，農業現代化就已大大減少了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這使得中國唯有一方面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另一方面賦予進城農民保留農村土地利益的選擇權，才能最大限度規避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現代化任務的高度疊加性給發展帶來的挑戰前所未有，也對發展戰略的科學性和政策措施的精細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并聯式”現代化具有發展要求的多重協調性。西方國家“串聯式”的現代化無須在發展進程中兼顧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而可以在某一個發展階段專注于一兩個目標，待階段性目標實現后再考慮其他目標。相比之下，在中國開啟現代化進程的時代，專注于單一物質文明目標而忽略其他文明的機會窗口早已關閉，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是其基本的戰略屬性。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更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并聯式”現代化具有發展戰略的后發趕超性。西方國家“串聯式”的現代化是基于自身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現代性要素的嬗變，在鮮有來自其他已經完成現代化國家的外部壓力下，按自身規律有序發展起來的，其內部矛盾要素的推動起決定作用，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早期面臨半殖民化生存危機狀態下、后期遭受超級大國經濟和政治壓迫下作出的被迫反應。因此，中國“并聯式”的現代化承載著近現代以來強烈的歷史訴求，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從而在現代化戰略制定中必然突出地表現出一種趕超型特征。只有在趕超型發展理念指導下，才能縮短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才能實現彎道超車，否則只能亦步亦趨，步發達國家的后塵。作為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必然要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和超大經濟體的人力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實施后發趕超戰略，并在經濟、科技發展的關鍵拐點，實施非對稱趕超，成功轉變為世界現代化強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式現代化的“并聯式”特征，使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顯著區別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為世界現代化發展道路開辟了多樣性的樣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并聯式”發展特征，趨利避害地推進這一“并聯式”發展進程，是我們在21世紀的新征程上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奪取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勝利的重要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