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體悟中國氣派的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十講》讀后

來源：光明日報

如何寫出有“中國氣派”的哲學史來，是建構“中國哲學史”要面對的根本問題，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內在關系，亟待解決。在當代的中國哲學史家中，郭齊勇先生可能是對此最具自覺意識者。

郭先生自覺繼承了武漢大學蕭萐父先生編撰《中國哲學史》的傳統(tǒng)，對重寫“中國哲學史”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主編或獨著了多種《中國哲學史》，并作為教材在高校被廣泛使用。日前，他又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名家專題精講”叢書中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十講》。令人振奮的是，經(jīng)過近十年的努力，由他主編的學術版多卷《中國哲學史》也即將面世。我們從他新近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十講》中頗能了解他如何通過協(xié)調哲學領域的諸多關系，來建構“中國哲學史”。

磅礴細致

本書的主體，是作者多年來有關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代表性論文10篇和附錄2篇。這些論文采取的視角或宏觀或微觀，可謂樹木與森林互見。有些篇章從宏觀角度來論述整個中國哲學史的某方面思想，但從所論專題和使用的材料來看，又是具體而微的；有些篇章從微觀個案具體分析某部經(jīng)典或某家某派思想，但是從所論思想之廣度而言，又是宏觀的。

作者在作微觀論述時，時時有一個哲學史的宏觀視野，隨機點明。比如，作者認為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不僅是莊學、道家，而且也是整個中國哲學的中心觀念之一”。在論述莊子關于道無所不在，“道”內在于一切物之中的思想時，作者進一步從宏觀哲學史的角度點明其意義，認為“這實際上是宋明理學‘理一分殊’的濫觴”。在作宏觀論述時，也同樣能夠貫通于微觀領域。比如從宏觀上論述中國哲學史上的非實體思想，體現(xiàn)于“五行”“陰陽”“氣”“道”等幾個非常具體的原型觀念中。

如此一來，此書大氣磅礴又細致而微，相涵相攝，圓融無礙。

文道并舉

一百年來，對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質疑，一個根本原因在于，“以西釋中”“以馬釋中”等范式使中國哲學失去了自身的問題意識。而郭齊勇先生則始終以十分清晰的問題意識在研究和撰寫中國哲學史。

從本書中，可見郭齊勇先生的問題意識主要有兩種，一是中國哲學內容上的問題意識，二是哲學史方法論上的問題意識。

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國哲學到底談了哪些問題。如不了解，對中國哲學史的認知會淹沒在無邊無際的材料中。作者在本書的《小引》開篇就問：“中國哲學討論了什么問題或課題？問題之間有什么聯(lián)系？有什么問題意識？”接著他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關懷與問題，圍繞著天道、地道與人道的關系而展開。具體有若干向度：一是人與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與自然或祖宗神靈，即廣義的天人、神人關系問題；二是人與宇宙天地的關系，即宇宙論，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三是人與社會、人與人、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屬社會倫理關系范疇；四是性與天道、身與心，心性情才的關系問題；五是言象意之間的關系，象數(shù)思維，直覺體悟的問題；六是古今關系即社會歷史觀的問題，即司馬遷講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除內容外，郭齊勇先生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也有著十分堅實的學理基礎和開闊視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多重取徑、前景與限制等問題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理解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中國哲學’的特殊性與豐富性”以及“內在的批評與思想的訓練”等多種頗富創(chuàng)造性的方法論觀點。他總結，自己的方法“是一種‘謙虛’的方法”，并把“謙虛”理解為“‘同情的’‘客觀的’理解，或‘以繼承為前提的創(chuàng)新’‘弱勢或軟性的詮釋’等，不僅是態(tài)度，而且是方法”。所謂“同情的理解”也即陳寅恪先生所謂“了解之同情”。這是一種“客觀的理解”，“以繼承為前提的創(chuàng)新”“弱勢或軟性的詮釋”。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繼承古人的智慧并加以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會通中西

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原本是在西方哲學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學建立起來的。對此，創(chuàng)立中國哲學學科、寫作《中國哲學史》的先驅們都有明確意識。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此寫出來的“中國哲學史”，到底是“中國哲學的史”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直到21世紀初還在爭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

實際上，中國哲學學科發(fā)展一百年的歷史已經(jīng)證明，不會通中西，是沒有出路的。郭齊勇先生指出，“百年來，在中國哲學學科建立、發(fā)展的過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學為參照。”但以西方哲學為參照，并不意味著以西方哲學來裁剪中國哲學，也不意味著失去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郭齊勇先生一方面特別重視中西哲學之間的互動和會通，另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對中國哲學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兩者之間看似有距離，實則深度一致。因為對話和會通必須在兩個平等主體之間進行，如果沒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為平等對話的一方。

他對中國哲學特殊性的思考，特別體現(xiàn)在對中國哲學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這種概括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從西方政治正義的視角來看待儒家，注重中國哲學研究中經(jīng)典詮釋方法學的展開。這是一種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對中國哲學的基本特征多一個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學之間多一層交流和會通，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更好地促進中國哲學的發(fā)展，甚至揭示中國哲學對西方哲學、對世界哲學的貢獻。

思接古今

以現(xiàn)代的視角來理解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意義和價值，是郭齊勇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又一大特點，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直接回應現(xiàn)實社會人生存在的問題。郭齊勇先生曾經(jīng)指出中國哲學研究存在七大問題，其中第三個問題就是“現(xiàn)實向度不夠”，并且期待中國哲學能創(chuàng)造性轉化，中國哲學的智慧能參與現(xiàn)代化，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他提出，“現(xiàn)實向度”不僅僅意味著以現(xiàn)代視角進行研究，而它本來就是傳統(tǒng)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中國哲學家看來，生活于現(xiàn)實世界中，照樣可以超脫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現(xiàn)實世界中完成、實現(xiàn)。”

除了回應現(xiàn)實，他還積極從正面闡發(fā)和推動優(yōu)秀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在討論儒家政治哲學及其正義論時，郭齊勇先生進一步指出“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觀念、制度、實踐、民俗諸層面)的許多遺產(chǎn)，值得人們認真地思考與創(chuàng)造性轉化”，在介紹《禮記·王制》中的有關理念與制度安排時，作者特別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極有人性化的制度”，還“涉及今天所謂社會公平公正的問題”，“這些資源至今還有進一步作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價值與意義”。

郭齊勇先生常謙稱“守先待后”。他守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脈。而真正的“守”并不那么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智慧，體會其精神，并在現(xiàn)代社會延續(xù)其命脈，才是真正的“守”。

中國哲學史，自20世紀20年代前后誕生以來，已有一百年歷史了。先賢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馮契、蕭萐父、湯一介等，都寫下了自身對中國哲學的著述。郭齊勇的新作，又為中國哲學的探討與詮釋，提供了一些新思。我們相信，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后之學者，通過研讀先賢的著作，深入理解我們自身所處的傳統(tǒng)，自覺傳承中華文化的慧命。中華文化必定生生不息。

(作者：陳仁仁，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哲學系教授)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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