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5月5日電 題：球叔的“寫信佬”生涯

新華社記者洪雪華

5月初的一個午后，陽光格外刺眼。走出油麻地地鐵站，沿著廟街，在甘肅街與炮臺街交界處，玉器市場便映入眼簾。

玉器市場內，來往游客并不多。數個書信攤位于右側角落，形成一排。“梁老易”，一個手寫招牌映入眼簾，招牌下一位身著黑色馬甲的長者輕搖紙扇，在兩三平方米的攤位里等待著客人。

這位長者叫陳球，今年77歲。書信攤“梁老易”主要提供寫信、報稅的服務，球叔因此被客人們稱呼為“寫信佬”。每天早上，他從紅磡黃埔的家出發，早上10點到攤位，下午6點準時下班。

攤位正中間是球叔的辦公桌，一臺老式打字機占據了三分之二的空間。40多年來，手指敲擊打字機黑色圓鍵時發出的“噠噠”聲，成為玉器市場里的獨特音符。

球叔是越南華僑，年輕時在越南的一家美國影業公司當會計主任，精通中文、英語、法語和越南語四門語言。20世紀70年代，他離開越南來到香港。

初到香港，球叔在尖沙咀一家酒吧當調酒師。后經人介紹來到油麻地玉器市場里的書信攤“梁老易”當助手。“揾食不易，我白天在酒吧工作，晚上下班后就到書信攤幫客人們寫信。”1979年，球叔正式接管“梁老易”，開始了“寫信佬”的生涯。

事實上，20世紀40年代，香港就有“寫信佬”。那時候電話還沒有普及，人們遠距離交流主要靠書信，有急事才會打長途電話或發電報。到了5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進入起步階段，各行各業逐漸興起。“寫信佬”的生意也跟著紅火起來，書信攤主要集中在油麻地云南里一帶。

球叔介紹，書信攤的“寫信佬”們來頭可不小。“他們有的人曾從事高薪職業，只是步入中年后，為了維持生計，轉而成為‘寫信佬’。”球叔旁邊書信攤的“寫信佬”就曾是香港的粵劇名伶。

那時，找球叔寫信的大多是背井離鄉的人，有的來自內地，有的來自東南亞，但都不識字。他們在攤位旁念叨著對親人的寄語，球叔就用打字機敲打下一個個字符。“他們一般會在信上簡單問候親人，只報喜不報憂。”

信件內容雖簡單，異鄉人的生活艱辛和濃濃的鄉愁卻瞞不過球叔。他回憶道，有些客人只身在香港打拼，一說到自己的辛酸史便淚流滿面，他不愿意看見客人們傷感的樣子，有時候還會拒絕幫他們寫信。

“我們每天很早就開始為客人寫信，到晚上才收工，有些客人還要排隊等候。”客人多時，球叔每月收入數萬港幣。到了70年代，香港已有30多位“寫信佬”。那時候長途電話費昂貴，很多客人依舊會找球叔代寫書信，有中文信，也有英文信。

有些熟客，一光顧便是十幾二十年。他們閑聊家長里短時，球叔總會耐心細聽，從不多問。“我知道了很多客人的家庭故事，但要幫他們保密。”球叔說，這是“寫信佬”的行業規矩。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香港開始普及教育，市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之后，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找球叔代寫書信的客人越來越少了。

1997年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推行“兩文三語”政策(兩文為書寫中文、英文，三語為講廣東話、英語、普通話)。特區政府公函及大機構的文件均為中英文版本，找球叔閱讀及回復英文書信的人也不多了。

曾經光顧書信攤的很多客人都用上了手機和電腦，但那臺老式打字機仍然占據著球叔辦公桌的“半壁江山”。油麻地玉器市場里，也僅剩下三四位“寫信佬”。

幾天后，當記者再次見到球叔時，他正忙著幫兩三位客人報稅，這是他目前主要的收入來源。“報稅也分淡季和旺季，旺季大約在每年的4月至6月。”攤位右側多層文件柜里，放置著球叔7年來幫客人報稅的單據。

“我們一般會幫小巴、的士、貨車司機和小商家報稅，每次收費約700至1000港幣，比會計師便宜很多。”“寫信佬”們深諳時代變化的規律，積極轉型。

如今，球叔每天約有兩三位客人找他報稅，每月收入約一萬三四千元港幣。因為幫客人們撰寫文件和報稅，客人們改稱他為“市民秘書”。

“不管是代人寫信還是報稅，我們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學識為客人服務。”球叔說，他也喜歡這個稱呼。

球叔許久不用老式打字機幫客人們寫信了，但他還是很喜歡這臺保留著歲月印記的打字機，敲擊鍵盤時仍能發出清脆悅耳的“噠噠”聲，仿佛時光倒流，鄉音鄉愁，耳語低回，紙短情長。

四五年前，球叔的聽力開始衰退，腿腳也不再靈便，但他依然堅持每天上班。

“只要身體狀況允許，我會一直守著這個攤位。”球叔說。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