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日記尋珍｜顧頡剛與山東的緣分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客戶端

原標題：日記尋珍｜顧頡剛與山東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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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前，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蘇州出生。100年前，顧頡剛30歲時發表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集中表達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此后，顧先生的歷史學研究以由其引領的“古史辨”運動及七大卷《古史辨》為代表，直接促成了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結構性轉向，奠定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基礎。

同時，顧先生興趣廣泛，一生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在民俗學、上古神話學、故事學、宗教學、民族學、邊疆地理學等領域，亦皆可謂開風氣之先。

顧頡剛與山東的緣分很深。他出生時，父親顧子虬正在山東武定府知府潘子牧家教讀，一年工資加到70千文，他懂得生活的艱難，除了剃頭之外，一錢不用，都寄回家；同時用功讀書，以期上進。那時祖父為顧頡剛算命，命里缺土、缺金，加上排行是“誦”字，因此起名“誦坤”，字曰“銘堅”。稍長后，顧子虬取名字相反的古義，又起了一個號叫“頡剛”。

1927年夏，胡適曾評論說：“我與傅斯年的性格是向外發展的，顧頡剛的性格是向內發展的。”此話說得不錯，顧頡剛頭腦里永遠裝著許多問題，不停不歇地思考學問、工作和生活，剖析他人和自己。在顧先生“其心也誠，其志也堅”的治學歷程中，與齊魯大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尤以1931年在山東的游歷最為密切。

這種向內發展背后是大學者憂民憂國的情懷，在顧頡剛游山東的日記中足可見。1931年，顧頡剛與同事組成燕京大學考古旅行團。“旅行目標，一方面為校中圖書館及小型博物館搜購文物；另一方面則以連年天災人禍，歷史文化之遺存必受摧殘，將調查其損失及現狀。”所到之處有：河北之定縣、石家莊、正定、邯鄲、魏縣、大名，河南之安陽、洛陽、陜州、開封、鞏縣，陜西之潼關、西安，山東之濟寧、曲阜、泰安、濟南、龍山、臨淄、益都、青島等。

在山東，顧頡剛看了曲阜三孔，到泰安游岱廟及蒿里山；在濟南看了趵突泉，“泉在市場中，適新遭火災，觸目皆枯椽焦柱。泉有三潭，向上噴吐，勢極猛，周約三尺，此他處所未睹者也”；之后，他到山東省圖書館，見到館長王獻唐，并由其陪同參觀。看完館藏的漢畫石、鼎彝、書畫及善本書之后，顧頡剛評價說：“以王館長之勇猛精進，數年以后必將蔚然為北方文化重鎮矣。”

顧頡剛一行還游龍洞、千佛山。在千佛山，顧頡剛看到民生之艱，“以離城近，進香者多，故寺院甚新，路亦平坦。丐又多于泰山，每登數級，即遇其一。”在看到不多的幾處佛像和石刻后，顧頡剛有些失望：“久聞千佛山名，以為佛像必多，搜之竟不再見。叩之寺中人，亦無以答。”之后，顧頡剛還到城子崖訪譚國故城，去撿拾“石陶器”等文物，居然能“得石斧一，黑陶碎片若干”。接著又踏訪了平陵故城。

可惜在濟南時，顧頡剛未能與老友王祝晨相見。早在1926年，王祝晨被軍閥張宗昌撤職后便想把“山東民俗集成”整理成冊。王祝晨在二中、一師擔任校長時，鼓勵學生寒暑假回鄉收集山東各地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民間風俗禮儀、民謠、民諺、民間游戲方法與游戲玩具等等，他以每日十小時到十二小時的工作量來整理、手抄出六大門類，并與顧頡剛書信來往研究出版之事。

此后，顧頡剛一行出臨淄故城東門，游黔敖墓。下午到青州，觀文廟，又到衡王府，看石牌樓、胭脂井、四松園等遺跡。上南門，望云門山，循城墻，步至東門，游文昌宮，觀大齊碑。由城外至北門，看東陽故城。進北門，游萬年橋、玄武廟，看龍興寺鐘。還到范公亭，看井亭及明清詩石刻，游城隍廟。

5月18日晚，顧頡剛到達青島，此后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滿，會友、訪古。5月21日晚七點半，顧頡剛在青大演講《黃河流域訪古之經過》，向青大的學子介紹他一個多月來在黃河流域訪古考察的經歷，歷時一小時二十分鐘。從顧頡剛的日記記錄來看，他行程東西幾千里，演講的內容就近取材，在旅行中的見聞隨手拈來，跨越上下五千年，以期激發學生對歷史地理、考古訪古的學術興趣。可能在座的青大學子對考古、文物并不是很感興趣。這對顧頡剛來說，則有些悵然若失，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究竟不是一個能演講的人，今日費時雖多，但聽眾無甚興味。先走者甚多。我想，即以此為我演講的末次吧。”

顧頡剛一路考察，所見先民之遺產，“或建筑之偉，或雕刻之細，或日用器皿之制造，或文字圖畫之記錄”，莫不驚心動魄，但“何意此二三十年中竟受急劇之破壞，及我之身將淪胥以鋪”。這次旅行，所見的古跡古物殘毀的情狀，固然大可傷心，但真正使顧頡剛最傷心的倒不是這些，而是國計民生的愁慘暗淡實況。

不難看出，此行之后，對顧頡剛思想的沖擊，足以影響一生。作為一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學者，顧頡剛久居都市，已習慣了現代化生活，對于現實的民間本來是孤陋寡聞的。此行使之對中國社會有了更新的認識。

5月29日，顧頡剛回到北京，仔細回味旅程，徹夜未眠。尤其是，他所見民生慘痛狀況，感受到強烈的刺激：“他們許多人還度著穴居的生活。自虎牢以西，土質甚粘，山又無石，所以容易開洞……我們為了休息，進過多少鄉村人家，我用了歷史的眼光來觀察，知道炕是遼金傳來的風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時傳進中國的棉花，可稱為最新的東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鍋之用鐵，門聯之用紙，都是西歷紀元前后的東西，可以說是次新的……然而他們所受的壓迫和病痛卻是二十世紀的，官吏和軍隊要怎樣就怎樣，鴉片、白面、梅毒又這等流行，他們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么路走！”

對于“亡國”之說，因當時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成國民常識，顧頡剛自然早有此種恐懼；然而對于“滅種”，生活在城市的顧頡剛以前沒有這種感覺，但在這次親歷華北農村之后就清楚地體悟到了。幾天后，他回到學校里，看著大家無憂無慮的容顏，不禁對朋友說：“你們不要高興了，中國人快要滅種了！”人家聽了，只覺得他言之過重。即使相信了他的話，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嘆。從此以后，顧頡剛覺得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事了。

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淪陷。別人悲憤填膺，顧頡剛則認為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機會。“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畢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斗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夠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捉住。如能捉住這個機會，帝國主義便真可打倒，中華民族便可恢復健康了。”作為學者，顧頡剛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以為當時最要緊的任務，是抓住這個機會喚醒民眾。

華北之行，也讓他人生的自我選擇徹底定型。他幼年讀賢書，頗有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但到年紀稍長之后，深知世界情形的復雜和一己知識的短淺，覺得自己這一生只配研究學問，而毫無“用世”之心。此行之后，即便對社會諸方面感到不滿意，他總以為自有賢者能者擔當責任，不必以自己不適合的才能投入其中，弄得于世無益，于己有害。所以十余年來，雖然國事“如沸如羹”，他始終專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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